柴荣南征北伐大杀四方，可惜突然英年早逝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29，《五代史话》连载09（点击蓝字可查看上篇），欢迎收看。

01、重击北汉

北汉是后汉的残余势力，河东兵微将寡，力量比中原王朝差得很远。刘旻妄想走石敬瑭的老路，依靠契丹的兵力，达到复辟的目的。他与契丹约定为叔侄之国，实际上把北汉变成契丹的仆从国家。

北汉屡次出兵攻周，都没有得逞。显德元年(954)，周太祖杜郭威去世，世宗柴荣新立，刘旻认为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便向契丹乞师。契丹大将杨衮领骑兵1万余人到晋阳。刘旻自己出兵3万与杨衮合兵进攻，进逼潞州（今山西长治）。

周世宗得到北汉入犯的警报，决定亲自领兵，前去抵敌。这个决定受到许多朝臣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力的是有名的长乐老冯道。冯道是五代时期一个不倒翁式的大官僚，他的是非功过有专门的论述，这里只讲他和世宗关于亲征的争论。

世宗说：“从前唐太宗定天下，经常亲自出征，我怎么可以偷安呢？”

这个34岁的皇帝说的话透露出一股英气。老朽的冯道根">冯道根本不能领会这种精神状态，他以一个“季世”的没落者的口吻答道：“不知道陛下做得成唐太宗否？”

世宗又说：“以我兵力之强，破汉好比以山压卵，怎么不会得胜!"

冯道又冷冰冰地说：“不知道陛下做得成山否？”

世宗很不高兴，便不理睬这些议论，立即领兵出征。

两军在高平（今属山西）以南遭遇，发生了一场激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高平之战。

北汉和契丹的联军气焰很高，他们打败了后周的地方部队，到了潞州，并不攻城，大踏步南下，可见其志不在一城一地，野心很是不小。

周世宗也斗志昂扬。三月十九日，周军前锋与北汉军遭遇，北汉军稍一接触就向北撤走。世宗怕敌人逃跑，命令全速进军。

北汉军并没有撤走，周军前锋碰到的不过是敌军的游骑，北汉军的主力正严阵以待，刘旻亲领中军，大将张元徽领左军，契丹大将杨衮为右翼，阵容很严整。

周世宗走得太快，到达阵前时，后续部队没有赶到，数量上处于劣势，一部分将士有畏惧情绪。世宗却是勇气百倍，命白重赞、李重进">李重进为左翼，樊爱能、何徽为右翼，向训、史彦超领精骑在中央，张永德领禁兵跟着世宗。世宗本人也披甲骑马，在阵上督战。

刘旻见周军人少，先存轻敌之心，后悔要求契丹出兵，对众将说：“我用汉兵就可以打败敌军。今日不但破周，也可以使契丹人佩服我们。“众将都以为他说得对。

杨衮纵马上前，观察周军阵形后，告诉刘旻：“周兵确是劲敌，不可轻视。”

刘斐听了，很不高兴，拂着大胡子，狂态毕露地说：“机会不可错过，请将军不必多言，看我破敌！“

杨衮听了，一肚子不高兴，就此按兵不动，袖手旁观。

这天本来刮的是东北风，忽而转为南风。北汉枢密宜学士王得中劝刘旻说：“风势不利，不宜进军。”

刘旻大怒说：“我计已决，老书生不得胡说，再说即斩！”随即下令进攻，东面的左翼军先向周的右军冲击。

交锋不久，周将樊爱能、何徽的右军便溃散了。樊、何两将带着几千骑兵，向南逃跑，沿路抢劫辎重，散布谣言，说战争已经完全失败了。右军剩下的千把个步兵，都放下武器，解甲投降。

世宗见形势危急，亲自率领亲兵，直前搏战。赵匡胤这时是禁军将官，和张永德各领两千人出战。赵匡胤向右方冲杀出去，填补了阵线的漏洞。

后周将士拼死决战，北汉大将张元徽在激战中身先士卒，因战马倒地，死于乱军之中。北汉兵见折了张元徽，士气受挫，支持不住，纷纷后退。刘旻举旗收兵，也约束不住。杨衮不敢去救，又对刘旻不满，只是保全实力，自行撤走。

周将樊爱能、何徽引兵南逃，一路上抢劫辎重。运输辎重的民夫四散奔逃，损失很重。世宗派几批人前去劝阻，都不起作用。溃兵沿路散布谣言说：“契丹军不计其数，官军大败，残部已经投降！”

刘词率领后续部队，在路上遇见樊爱能、何徽等。樊、何二将劝刘词停止前进。刘词不听这一套，在黄昏时赶到战地。其时，刘旻的残部还有1万多人，利用一条山涧，与周军对峙。世宗兵少，一时打不过去。刘词这支生力军到后，世宗立即继续进攻，又获大胜，掳获大批辎重、武器、甲胄，连刘旻的乘舆法物，也变成周军的战利品。

刘旻骑一匹契丹人送的黄马，仓皇逃走。他在晚上迷失路径，抓个农民做向导，不知道这个人是慌乱中走错路，还是痛恨北汉统治者而有意让他走冤枉路，总之，往西走了100多里才发现路径不对。

刘旻大怒，杀了向导，不分日夜，往北疾驰。一路上又冻又饿，有时刚拿起筷子，饭还不曾入口，忽然得到追兵到来的警报，只得丢掉碗筷，跨上马背再逃。

其实周兵追到高平为止，不曾再进。刘旻最后狼狈不堪地到达晋阳，气衰力竭，伏在马上，连头也抬不起来了。他的满腔野心，化为乌有，只感谢那匹黄马救了他的性命，封了它一个“自在将军”的官衔。

02、军事改革

周世宗打了个大胜仗，打破了石敬瑭第二的幻梦，也阻止了契丹再次蹂躏中原地区的可能性。从此以后，他就有了南征北伐、进行统一大业的条件，所以这个战役的意义，实在不可低估。

这个战役中险遭失败的教训，促使世宗下决心改革军政。

樊爱能、何徽等听到了高平大捷的消息，老着脸皮，回到高平宿营。怎样处理这事件呢？世宗开头有点踌躇，张永德劝他执行军法，说：“陛下要削平四海，如果军法不立，虽有熊罴之士、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用处?”

世宗接受了这条建议，把樊、何两人和军使以上部将70余人，全部斩首；一面重赏有功将士。

赵匡胤因此升为殿前都虞侯，崭露头角。其余将校升迁的也有几十个人，兵卒有升到军主、厢主，一跃而为军官的。

战后，世宗对军事又作进一步的改革，提高禁军的战斗力。五代时的禁卫军，历代相承，不加淘汰，老弱很多，纪律不严，一旦遇见劲敌，往往非逃即降。反之，各地藩镇都拥有骁勇之士，实力每在禁军之上。

因此，提高禁军的战斗力，使中央对地方保持绝对优势，是巩固皇权、维护统一的重要问题。世宗在高平战役中因亲兵力战而胜，痛切地感到必须加强这支部队，于是马上就来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他大规模地点验部队，裁去老弱，把精锐的升为上军。同时招募天下壮士，不问来历，送到开封，由赵匡胤精心挑选，把最骁勇地编入殿前诸班。

经过了这番整顿之后，后周禁军的战斗力大大提高，南征北伐，所向有功，中央的实力也大大地超过藩镇了。

03、南征北伐

后周的国力充实以后，世宗统一天下的雄心活跃起来了。从世宗本人来说，目的当然是要扩大统治范围。然而这终究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人民要求安定和统一的愿望，是应该肯定的。

显德二年(955)，世宗向朝臣征求统一天下的方略。王朴献《平边策》，提出“先易后难”的原则，主张把南唐作为第一个兼并的对象。他认为唐周以淮河为界，边界长达两千里，可以先用少数兵力作扰乱性的攻击，引他来救，消耗对方的力量。几次之后，对方兵疲力竭，我方就可以一举拿下江北各州。江北既已到手，江南自然并不难取。

南唐亡后，岭南、巴蜀必然惊慌失措，可以传檄而定。南方解决了，燕地必望风内附，即使不来，攻取也不困难。只有河东刘氏，是周朝的死敌，非用强兵猛攻不可。好在高平战役以后，刘氏已经丧失进攻的力量，不妨放到最后解决。

世宗看了他的对策，非常赏识。

王朴，字文伯，东平（今属山东）人。后汉时做过枢密使杨邠的属员，见朝中将相大臣纷争不止，就辞官还乡。后来杨邠、史弘肇、王章被害，门客属员被株连的很多，王朴独能置身事外。

周世宗做节度使镇守澶州时，用王朴做掌书记。这时任比部郎中。献策之后，几次升迁，直做到枢密使，是世宗的心腹谋士。他足智多谋，知识范围广博，修过历法，扩建开封城的规划也由他制定。可惜他享寿不长，于显德六年(959)去世，年仅45岁。

显德二年(955)五月，世宗发动了夺取后蜀秦（治今甘肃秦安西北）、凤（治今陕西凤县东）、阶（治今甘肃武都东）、成（治今甘肃成县）四州的战争。

这四个州向来归中原政府管辖，契丹兵进河南时才归后蜀。这年秦州有人到大梁献策，请朝廷出兵恢复旧日疆土。世宗便派王景等领兵往攻，这可以说是牛刀小试的行动。

秦、凤一带地形复杂，运粮困难，军事进展不快后周许多文官本来不愿意用兵，这时振振有词地要求撤兵，说的话也似乎有点道理。幸而柴荣坚决不打退堂鼓，到前线去视察的赵匡胤也认为军事完全有把握，才没有半途而废。

闰九月，秦、成、阶三州相继投降；十一月，周军攻克凤州。第一次用兵完全成功。

接着，柴荣就开始进攻南唐，夺取淮南。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显德二年(955)十一月出兵起，到五年(958)三月南唐割地求和，前后达两年零5个月之久，其间柴荣三次亲征，若干地方屡得屡失，成功颇非易事。

显德二年(955)，世宗先命人疏通汴水进入淮水的航路，以便军运。十一月里，周军便在寿州以西的正阳架起浮桥，渡淮南进了。

寿州（今属安徽）是淮河南岸的重要战略据点，是周军进攻的第一个大目标。周军主将李毂渡淮后，立即进攻寿州。南唐大将刘仁赡安排守城，井然有序；周军一上来就发觉碰上硬骨头。

显德三年(956)正月，南唐刘彦贞领兵水陆两路来救，李毂害怕，解围退还正阳。

正月下旬，柴荣到达寿州城下，再围寿州，征集淮北各州民夫数十万人，使用云梯、洞屋等攻城用具，日夜攻城，擂鼓鸣角，城中墙壁都被震动。柴荣一面攻城，一面分兵越点进攻，先拿下江北各州。

同年二月，赵匡胤奇袭滁州（今属安徽）的清流关。南唐将皇甫晖、姚凤在山下列阵，不料周军绕出山后，二将失却地利，只得弃关入城。

赵匡胤进到城下，皇甫晖勉强整队出战，锐气已失。赵匡胤直前猛攻，亲手打伤皇甫晖，将他擒获，又擒了姚凤，攻克滁州。

韩令坤也袭取扬州，打破泰州。西面的光（治今河南潢川）、蕲（治今湖北蕲春）、舒（治今安徽潜山）、黄（治今湖北黄冈）等州也相继被周军打破。一时之间，战争似乎有很快就可以结束的模样。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淮南人民本来怨恨南唐的横征暴敛，见周兵入境，都很欢迎，有的还备了酒肉，慰劳军队。不料后周将领根本没有吊民伐罪的意思，到处掳掠财物，虐害百姓。淮南人民大失所望，纷纷避入山岭湖泊中间，建立堡垒，把农具做兵器，同周兵对抗。

这种自发的农民武装，当时号为“白甲军”，力量相当雄厚。周军屡次受到他们的打击，有些已经到手的州县，因此又被南唐军夺了回去。

除了“人和”这个基本因素，“天时地利”也对周军不利。周军从冬季开始进攻，拖到了夏天，炎热潮湿的环境，使北方的军队感到很大的不便。攻寿州的部队，因连日大雨，营中积水数尺，士兵和攻城的器械淹没的不在少数。唐军陆战虽屡受挫折，水军却远非北军可及。他们凭着这个特长，扼守江淮，还是办得到的。

世宗利用称臣的吴越，在江南开辟了第二战场。显德三年(956)二月，吴越兵一路攻常州，一路攻宣州。其时唐精兵都在江北，柴克弘奉命救常州，所部只有几千人。三月，他利用吴越兵懈怠无备的机会，一举大破吴越兵。攻宣州的军队攻城不下，得到常州兵败消息，自行退去。

这个第二战场就此消失。

世宗于五月间回开封。接着，决定缩短战线、放弃滁、扬等州，把主力集结到寿州城下。

根据实地得到的经验教训，世宗采取了两项积极的措施。第一是宣布赦免淮南各州的囚犯，取消南唐政府的各种不合理的赋役。这是解决“人和”问题的办法。从以后的事实来看，他对于招揽淮南人心，确实很加注意。

宣布打破寿州之后，将免缴租税，不追究附近人民反抗周军的问题，还准许家属认领被掳的人口。攻泗州时，禁止兵士损害庄稼；破城后也注意禁止掳掠。这样，“白甲军”的抵抗就逐渐停止了。

第二是利用降兵中的水手，使他们教练水战。于是后周在几个月中间，建立了一支水军。

显德四年(957)二月，世宗再到淮南。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都有了改变，周军重新取得了绝对优势。三月中，周军在寿州城外大破南唐援军，生擒将领边镐等。寿州城中将士乘刘仁瞻病得不省人事的时候，开门迎降。

世宗很赞赏刘仁赡“尽忠所事，抗节无亏”的品格。几天后，仁赡去世，世宗追封了彭城郡王的爵位。

刘仁赡，字守惠，终年58岁。

这场寿州之战是有声有色的攻防战。从周世宗再围寿州起，足足有1年零两个月，如果从李毂初攻时算起，还要加上两个月光景。刘仁赡在历史上无愧为一员名将。

夏、秋不利于北军的行动，所以世宗取了寿州，即回开封，暂时按兵不动。十月中，世宗第三次南下。从十一月起，周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到显德五年(958)二月，周军占领了淮南东部的全部，进到长江北岸。数百艘战船也开进了长江。

南唐中宗李璟怕周军渡江，只得割地求和，把周军还没有攻下的庐（治今安徽合肥）、舒、蕲、黄四州也献给后周。这一次南征，后周共得光、寿、庐、舒、蕲、黄、滁、和（治今安徽和县）、濠（治今凤阳东）、泗（治今江苏盱眙对岸）、楚（治今淮安）、扬、泰、通（治今南通，南唐叫静海军）14州、60县。

后周完全占有长江以北的土地，而且从通州的狼山渡江，就可以到达吴越所辖的苏州常熟县的福山镇。后周与吴越间的使节往来，不必再走海路了。

中原王朝的版图大大地扩大了，威信大大地提高了。割据局面的基本结束，也真正露出苗头来了。

世宗下一步便准备收复幽州。他没有完全按照王朴的程序，也许是看准了契丹政治上的弱点，所以决心提早北伐。

显德六年(959)三月，世宗亲自领兵北伐。军事进展得非常顺利。四月，契丹宁州（在今河北青县境）刺史王洪投降。接着，益津关（今河北霸县）守将终廷辉投降。赵匡胤进到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守将姚内斌也望风迎降。莫州刺史刘楚信和瀛州刺史高彦晖又先后迎降。

42天之中，兵不血刃，便收复了三州17县土地。契丹重兵都在幽州以北，始终没有出战。

世宗准备直取幽州，先头部队已经攻入易州、固安。但是世宗忽然患病，只得在瓦桥、益津两关设雄、霸二州，留兵驻守，自己就匆匆南下了。

瓦桥、益津和淤口（今霸县东信安镇）合称三关，是北宋的军事重镇。淤口关也是这时所取，当时设置了一个淤口寨。

这年六月十八日，世宗在开封去世，享年只有39岁。

04、遗留难题

世宗死得太早，来不及完成时代赋予他的使命，遗留了不少问题。消灭割据各国，与契丹争夺燕云，巩固统一政权……这些是比较突出的问题。

然而，头两个实在不好算头等的大问题，真正重要的是第三个问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头一个问题已经不成其为问题了。中原王朝空前强大，割据各国也没有可观的抵抗力。

争燕云是件大事，后人议论每惋惜世宗死得太早，宋初把燕云问题搁置了多年，到宋太宗攻幽州时，契丹政局已经改观，不是那么混乱了，所以是失掉了时机。

其实，这是揣测之辞，柴荣不死，能否收复幽州，是一个谁也无从答复的问题。当时契丹放弃了一些州县，不等于说会随便放弃幽州。至于宋朝终于无力收复燕云，问题在于内部的政治。所以我们不必把世宗来不及收复幽州看成非常重要的问题。

世宗真正没有解决的，是巩固统一政权的问题。他的改革以经济和军事为主，在军事上尤为突出。然而，在政治上却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地方。

高平之战以后，他痛感百官无能，如果听了他们的话，就不会有这次大捷。从此政事无论大小，都亲自决定，百官只奉命行事而已。

这绝不是长久之计。当时有个推官高锡看到了问题，上书谏劝，请选能够识别人才、为人公正的做宰相……皇帝只要根据群臣的功过，给以赏罚，这才是为政之本。

世宗听不进高锡的话，可见他并不是一个很高明的皇帝。

这个问题，本质在于皇帝要解决一个与什么人同治天下的问题。宋朝解决了，就是要与士大夫同治天下，而不能与军人同治天下。

周世宗既然不曾解决这个问题，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巩固统一政权。在他侧重的军事方面，他改变了中央和地方实力的对比，但是并没有解除方镇的兵权。

他加强了禁军，但是没有认真考虑禁军将领可能争夺帝位的问题。他身死之时，皇子只有7岁，根本没有控制局势的能力。

于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新上任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很快就演了一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喜剧，把皇帝的宝座抢去了。

那些做宰相的文官范质、王溥之流，除了向新君迎拜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出路。

这个问题不解决，暂时稳定的政局仍旧会变乱。赵匡胤捞到了便宜，就要防止别人再捞赵家的便宜。于是北宋君臣处心积虑，想出种种办法，彻底解决节度使和禁军将领争夺帝位的问题。

他们解决了这问题，统一政权便巩固了，藩镇割据的时代便一去不返了。王朝的寿命长久了，封建经济的新的繁荣时期也就开始出现了。从唐末以来的混乱局面，更准确一点说，安史之乱以后200年动荡的局面，至此才算真正结束了。

这才是柴荣遗留下来的主要问题。如果柴荣得享高寿，他可能亲自解决这个问题，也可能他为一连串的成功所眩惑，想不到、看不清时局的关键，仍旧要留给别人去解决。

但是不管怎样，总是会有人去解决的，因为这是时代的使命，时势一定会产生它所需要的人物。赵匡胤就成了这样一个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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