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业余诗歌爱好者，大“玩”文字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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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算是古今最大的一个皇帝级的诗歌“发烧友”，以他写的四万多首诗而言，几乎没一天不在惦着做诗这回事。他身边也多“大腕级”诗人。

诗歌、书法、收藏，凡此种种嗜好，都像玩女人一样，皇帝想藉此作为快乐的来源，———既成全了你，也陶冶了我。

作为朝廷老大———乾隆却长得一脸书生相，文文气气的，若架上副金丝小眼镜，脱下黄袍马褂换西装，似乎还真像那么回事。

乾隆自命风流俊雅，是玉皇大帝下凡兼文曲星转世，一生公务繁忙，却不忘拨冗吟诗著文，附庸风雅。

他的诗作竟达四万二千多首，比一生一万多首的中国古代第一高产诗人陆游老师多出数倍，几乎抵得上《全唐诗》的数量。不过，这位爷的水平却实在不敢恭维，他写了那么多诗，人若搔着头皮想想，还真没有一两句能让人记住的。可见充其量其诗艺也只有业余水平，算是个热爱诗歌的“门外汉”。乾隆的诗在他的吹牛拍马的大臣那里，自是“金声玉振，函盖古今”，乾隆听着受用，但他对自己的诗还是稍有认识，评价为二字———“拙速”，多少反映了他写诗的特点。来得快，不拘格律，不事雕饰，信口拈来。有的诗还算自然，但总的来说不免矫揉、自诩，说教意味浓厚，格调不高，佳作不多，难以传诵。

乾隆是“急才”，写诗很快，有时一日来事十几首。

乾隆三十六年，他乘船去昆明湖，一个小时不到就“喷”了八首诗，“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乾隆四十九年，他去香山游览，“自十一日驻跸香山，五日得诗凡六十七首”，他为此而得意。他自述写诗迅捷的体会，“放舟览景，俄顷之间，得诗数首，非欲与文士争长，正以理精辞熟，自觉有水到渠成乐趣”。事实上，乾隆的好胜心很强，常常因自己“诗才敏捷”而流露出沾沾自喜。和糰就很会投其所好，大拍乾隆的马屁：“皇上几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纶，立成顷刻……夸为神速，何曾有日咏十余，韵至十叠者。”这一夸，乾隆立马满面带笑，十分受用。

乾隆也有憋着难受“便秘”似的写不出的时候，或写得少的时候。前一种情况，多是眼前有景道不出，心里佳章妙句装得少，抓耳挠腮不得劲，任怎么挤，也挤不出一行字来，此事乾隆常有。第二种情况，一是出现在即位之初，孜孜求治，致力于政务，怕写诗会分散自己的精力，故诗作极少。从乾隆元年到乾隆四年，每年只有几十首诗，以后逐渐增多，乾隆十年以后，每年写诗均达数百篇。二是他的诗兴，也有季节性，春季诗兴最浓，诗作最多，夏秋次之，到了冬天，好像文学灵感也要冬眠似的，很少写诗。冬至以后，几乎搁笔。三是在忧伤烦闷的时候，写诗的雅兴随之衰退。乾隆四十三年，他的母亲孝圣皇太后逝世，他万分悲痛，这年的诗作锐减。

为稳固对汉人的统治，乾隆在汉文化上煞费心血，不仅身体力行热爱和钻研诗歌书法，而且下力气对清朝的文化事业“一手抓整顿”，“一手抓繁荣”。

在“抓繁荣”方面，乾隆率先忙于诗歌创作，经常和纪晓岚、沈德潜等诗歌方面的专家交流切磋。还亲自抓大型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的编纂工作，举全国的文化力量，对各地图书典籍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清理，将有价值的刻本、抄本，缮录入《四库全书》中，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44类，66目，共36000卷，含完整作品3450部。调集有一定书法工底的誊写人员15000人，耗时20年完工。此举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文化遗产。他同时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整理工作，指示内府珍藏编成《石渠宝笈》《西清古鉴》等。出于他个人对于陶瓷艺术的嗜好，在乾隆的皇帝任期，中国的陶瓷文化有了长足发展，他的个人瓷品收藏至今仍使故宫博物院大得其益。他和其祖父康熙一样，对集绘画、书法、诗歌、雕刻等诸多艺术于一体的玻璃、珐琅、瓷鼻烟壶情有独钟，他甚至亲自关心这种小玩意的工艺制作，并对上面的花式绘画作出小到细微处的“最高指示”———据有关档案记载，乾隆元年（1736）五月二十日，太监毛团传旨：“鼻烟壶上的花卉画得甚稀，再画时稠密些，俱各落款，钦此。”若不是爱到极深的人，说不出这等话来。由于乾隆的嗜好，鼻烟壶的生产一时繁盛，品种、造型、花式层出不穷，无奇不有，收藏玩赏蔚然成风。

玩物，玩物，一个伟大的皇帝，别看他胸怀四海，威慑九州，当他把眼睛眯缝起一条线时，吸引他目光的很可能是一件小得不能再小的器物：鼻烟壶。他的浩荡雄心会在小巧玲珑的壶烟壶的花卉枝叶上逗留、舒展、纠缠，获得比他在管理国家时还大的快乐。

诗歌、书法、收藏，凡此种种嗜好，都像玩女人一样，皇帝想藉此作为快乐的来源———既成全了你，也陶冶了我。

乾隆一手抓文化繁荣的同时，另一手也在抓文化的“整顿”，而且是一手比一手硬。

他搞《四库全书》时，一方面收集整理了不少书，另一方面趁机删掉了不少书，改掉了不少书，更是禁了不少书，也毁掉了不少书。你可以说这是一项文化策略，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文化阴谋，政治家一插手文化，文化也就干净不起来。有人据《四库全书档案》《禁书总目》等资料归纳，得出毁书3000余种、达六七万部之多。可见乾隆搞《四库全书》背后是以葬送一部分文化作为代价的。

不仅如此，乾隆本身好以文化人自居，好以诗人雅士面目示人，他咬文嚼字，搜肚刮肠地拼凑诗句，也镂空心思地琢磨别人的诗文，以自己的好恶和“误读”来对待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并以此毫不留情地狠抓文化整顿，兴起“文字狱”目的在于震慑“地下”反清力量。

清朝文字狱的搞法和明朝如出一辙。

罪状由领导对文字歪解而起，证据也就由领导想当然怎么歪解怎么成。一字—句读着让领导皱眉撇嘴，认为有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借古讽今之意，便可构成罪行。你说乾隆是个热爱文化的人嘛，他恰恰又是个在清朝对文化人打击迫害最厉害的家伙！

就拿写诗一项来说，乾隆算是古今最大的一个皇帝级的诗歌“发烧友”。

以他写的四万多首诗而言，几乎没一天不在惦着诗这回事。他身边也有“大腕级”的诗人。他极赏识的就有大学士纪晓岚和沈德潜等。尤其沈德潜老师，乾隆写了诗，还常谦虚地请他“斧正”。有心想做诗又脑子很不争气地做不出，便干脆请沈老师背后捉刀代笔。沈老师死了，乾隆为失去这位“良师益友”而难过。他想起和沈老师在一起吟诗作对的文学生活，很是怀念，便叫沈老师的亲属进呈沈老师自编诗集来读。

可这沈老师不知是脑子进水了，还是不地道，他将自己为乾隆代笔的诗也收入在《沈德潜自选集》里，而那些诗也同时收在乾隆诗选中哩！老沈呀老沈，你要皇帝我怎么做人?你难道要人以为皇帝我是个文抄公么?

乾隆忍着肚子痛翻阅着老沈的诗，嘿！有了。“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你这是咏黑牡丹吗?这分明是影射我清朝夺取朱家江山，是“异种”入主中国。嘿嘿，我还瞧不出你沈老师活着时笑嘻嘻一脸忠诚谦逊，却是个口蜜腹剑的坏蛋！

乾隆随即下令对死去的沈德潜剖棺戮尸。

1755年，乾隆又在读诗。

当他读到内阁大学士胡中藻新出版的诗集《坚磨室诗抄》时，心里又不是滋味，他嘴里反复念叨着胡的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不停重复“浊清”二字，突然把诗集往地上一摔，骂道：

这个胡中藻不是好鸟！他把“浊”字强加在“清”字上，是在诋毁大清么。好在我是个懂诗之人，又从诗里挖出条大清的“蛀虫”，他在诗里耍的这点小聪明，瞒得过我么！遂下令把大学士胡中藻革职处斩。

这时，他还发现广西巡抚满族人鄂昌与胡中藻作诗唱和，在一首《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气不打一处来，对办案人员说：这个鄂昌当自己是什么人?他也不是个胡儿吗?这样丧心病狂、数典忘祖的人，还能留在领导干部队伍里吗?我赐他根裤腰带，让他把自己勒死算了。

办案人员遵旨执行了对鄂昌处死任务。乾隆以此案作为“严整”典型，专门作了重要批示在内部传阅学习，教育八旗干部。他说：近期有个别八旗干部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即如鄂昌，身系满洲，世受国恩，乃任广西巡抚时，见胡中藻悖逆诗词，不但不知愤恨，且与之往复唱和，实为丧心之尤！

他在“谕旨”中用很重的敲打语气指示道：……着持此通行传谕八旗，倘有托名读书，无知妄华，借口吟咏，自蹈嚣凌恶习者，朕必重治其家！

乾隆看似借写诗之由在整顿文化，实在整顿干部队伍、整顿人的思想，严打“反动分子”。

这一“严打”，就有不少人撞到刀口上来了：

———1778年，江苏东台知名诗人、曾干过翰林院庶吉土的徐骏，人死了，后人为其刻出一册遗著《一柱楼诗》。这小册子被稽查队搜罗到，便逐级上呈到了乾隆手里。“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当这些文字在乾隆眼里跳来跳去时，哪一句不成了反动的言辞，不是在讽刺清朝，咒骂“胡儿”。乾隆咬牙切齿，用经常在名胜古迹、丽山秀水处题诗的笔，对“一柱楼诗案”亲自作出批示：着徐骏剖棺戮尸，儿孙和地方官员一律处斩。

此前，秦州的一位叫赖宏典的知州，向京城官员写信请求谋以升迁，他在信里有这样的句子：“点将交兵，不失军机。”乾隆认为这个地方官在明目张胆搞谋反活动。

一个可怜的、胆小慎微的、做梦都想往上爬的地方干部，没料到自己一封信替自己爬到了这个世界的最高处———皇帝的办公桌上。然而皇帝在上面批了两个字：砍了。他的头就从肩上掉了下来，掉到了粪水坑里。

1781年，早就“离休”在家的原大理寺卿尹嘉铨老有所乐，闲着没事养花弄草之余，著书玩，文中自称“古稀老人”。乾隆看了，直摇头，嘴里说：咱们的干部，都是些什么人?我自称古稀老人，早已布告天下，怎么又来一个古稀老人，他是想跟我争名号吗?

尹嘉铨就稀里糊涂用自己“老有所乐”的著述，换过来一根绳子，被赐绞死。

这些死在乾隆文字狱里的冤魂，在阴曹地府都会捶胸顿足，痛哭哀啕，———想不通啊，就是想不通！

想不通怎么办?阎王说：

到时派你们出趟差，拿绳子化厉鬼把乾隆也套来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