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兵入关的历史功绩

清军入关是指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中国东北以满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的军队在明朝将领吴三桂的带引下大举进入山海关内、攻占京师（今中国北京）、开始成为统治中国的中央政府的历史事件。广义上是指1644年清军入关后镇压农民军、消灭南明诸政权等汉族反抗武装的一系列由北至南的统一中国的战争。它标志着清王朝在全中国统治的开始。

2004年是清兵入关360周年。对于这一个重大历史事件，过去国内外学术界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不幸”，有人则认为是幸事。解放后，各民族间友好团结日臻巩固，历史研究工作深入发展。认为是“不幸”的说法似乎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认为是幸事的看法正成为我们观察问题的主要方法。因为清兵入关的直接结果是清王朝的建立，对清兵入关的评价应当是与对清王朝的评价相一致的。在明末农民战争创造的客观形势下，清王朝的主要成就是进一步巩固了国内的统一，废除了明代类似农奴制的封建剥削关系，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这些成就都可以说是随清兵入关而出现在中国大地的。

自然，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存在着阶级压迫，清王朝更存在着民族压迫。并且重要的是清王朝继续实行闭关政策，也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比较这两方面，积极作用显然大于消极作用，这就是人们为什么要摒弃“不幸”的说法，而同意是幸事的理由。下面我们分述清兵入关的历史功绩：

（一）、进一步巩固国内的统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代奠定了现今的疆域。明代边境地区出现了若干少数民族的政权组织。明王朝不能有效地克服这种分裂现象，巩固国内的统一。明中期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的船只相继来到中国沿海，或炮击，或窃据，明军不断进行反击，俄国人也越过乌拉尔山，到达西伯利亚，并向我国东北边境进犯。这些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已构成对中国的威胁。巩固统一和结束分裂已是中国各族人民发展国内经济和抗御外来侵略的迫切需要。

（二）以废除明代类似农奴制为中心的社会改革

与巩固统一同时，在明末农民战争的基础上，清王朝进行了以废除明代类似农奴制为中心的社会改革。

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有军、民、匠、灶等籍。民户中有地主，小自耕农，手工业者、商人，作坊主等。这些人的总和也不及佃户和雇工多。明末“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耕作者十九⑨。地主中只有一般地主承担赋役，但他们采用飞洒、诡寄之术逃避差役，而累及小自耕农，小自耕农苦于重赋，更苦于重役，封建国家又利用里甲组织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不准脱籍和逃籍，其困苦状况和佃户差不多，没有迁徙自由，身服重役的小自耕农也类似农奴。封建国家对城市中的手工业者，商人和作坊主，除收坊银外，苛征沉重的商役和工役，迫使许多人赴水投缳，造成明后期普遍的“商困”。匠户服匠役，轮番往往成为长期苦役，灶户制盐，除交纳很重盐课外，还得服各种杂役，贫灶类似农奴。不少铁矿工被矿主当作农奴看待，铁矿工只要“不遵约束”，便被矿主“立毙杖下”。军户世代服军役，并服治河、修建等工役，以致逃亡成风。

雇工人在农民战争中获得自由的身份。雇工与作坊主的关系从不立文契到平等相称，农业上长年雇工仍受地主的各种束缚。康熙时，清廷认为农业长年雇工“原为力役之人，非同臧获可比”(14)，反对地主苛待长年雇工。清王朝在乾隆五十三年规定：“若农民、佃户、雇请耕种之人并店铺小郎之类，平日共坐共食，彼此平等相称，不为使唤服役，素无主仆名份者，亦无论其有文契年限，俱依凡人科断”，从法律上宣布长年雇工是自由人。清一条鞭法将力役之征改为雇佣劳动，雇工都成为雇佣劳动者。

类似农奴的佃户和雇工人变成了自由人，是一大变化。他们从私家地主的控制下转移到封建国家的管理范围之内，结束了明中期以来的落后状况。

在城市，明代实行两税法和坊甲制，手工业者，商人和作坊主苦于佥商召买和供应官府。清代废除了两税法和坊甲制，推行一条鞭法，取消佥商召买，减免供应官府，对商人和作坊主只征商税，不派商役，对手工业者也分别征税，禁派工役，但因在手工业者中间存在着行会组织，手工业者仍有轮值应差之事。民营手工业和作坊一般都实行雇工制，官营手工业中也增加雇工劳动，减少派役事项。清廷裁减各处的关卡，对关津的陋规进行革除，禁止各项私费，有利于商品的流通。比起明代来，清代的手工业者、商人和作坊主获得了宽阔得多的发展天地。

明代还实行从汉代以来的官营盐铁，官吏任意作弊。清王朝除云南外，在大多数地区不再实行官办盐场，改为商办，海盐场由灶户煎盐，商人贷给资本；盐井任民自由开凿，清廷征收盐课。这增加了清廷盐课的收入，而且盐商获得倍于明代的巨利。灶户并未改籍，但许多灶户，包括在明代类似农奴的贫灶，都变成独立的小手工业者。明代在各处设置铁冶所和铁官，中间偶而令民采铁。清前期“不立铁官”，铁矿由“百姓自采”，清廷只对民营铁场抽税”(16)，其他矿产如煤矿、锡矿、银矿等都令民开采，只有云南的铜矿因铸钱关系，仍由官办，别省铜矿由商民开采。商人和地主开矿致富的很多。

明中期因匠户经常逃亡，改征班匠银，但匠役未除。农民战争中匠户逃亡一空。清王朝废除匠籍制度，自康熙三十六年起，将班匠银先后摊入地亩。清王朝也废除了军户的军籍，让军户成为从事农业和其他行业的一般民户。只有担任漕运的旗丁、屯丁仍有军籍。近代实行海运，停止漕运，这些旗丁屯丁才除掉军籍。清王朝还除贱为良，将乐户等贱民转化为普通劳动者。

清王朝以废除类似农奴制度为中心的社会改革，取得了成功，这为清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

（三）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与巩固统一同时，清王朝改革的成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增长。

从清兵入关到鸦片战争(1644-1840)，共约二百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美的许多国家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采用的是手工劳动和手工操作的机器生产，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不很快。1764年，蒸汽机问世，但到十八世纪末，利用蒸汽机为动力来进行生产的事仍很少，到处采用的还是手工劳动和手工操作的机器生产。十九世纪上半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生产大量出现，才排斥了手工操作的机器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工业生产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

中国的封建社会在清初也进入了衰落阶段，清军入关后，明末衰敝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并向前发展，从平定三藩到乾隆末(1681-1795)，“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未有”(17)，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农业和手工业都颇有成就。中国虽处在封建社会，生产上进行的一直是手工劳动和手工操作的机器生产，但十八世纪中国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水平，并不低于当时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例如在农业上，当欧洲人在议论用轮作代替休耕时，中国人早就不存在休耕的问题，也超越了轮作制，而是通过施肥实行间作或一年两熟。英国人口在十八世纪增长了一倍，从五百多万到一千万人，失业和贫困日益增长，有人认为食物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必须限制人口，而十八世纪中国人口增加了两三倍，从几千万人达到三亿人。清廷通过精耕细作、施肥选种、水利灌溉，推广高产作物、向西北屯垦和向东北移殖等措施来供应三亿人对食物的需求。也有人提出人口问题，认为人口的大增会带来贫困，但清廷还没有因人口的压力得出必须限制人口的结论，虽然限制人口在当时也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除上述工业外，中国有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比拟的许多工业，如制盐业，中国有海盐，井盐和池盐之分，供三亿人食用，乾隆时岁征盐课银五百多万两，最多达到七百万两，产盐量可以想见。陶瓷业以江西景德镇为制造中心，乾隆时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人。还有其他烧造陶瓷的地区。瓷器驰名世界，是中国主要的出口物资之一。制糖业也很发达，台湾、闽、广和四川都是产糖区。台湾糖“北至京津、东贩日本，几为独揽”。造纸业以江西为最盛，福建、广东、广西和陕西都产纸，除在国内市场销售外，也往外运销。安徽泾县出产宣纸。制茶业也很兴盛，南方各省皆出茶，福建、安徽和云南是产茶最多的省份。茶叶也是内销外运的产品，与瓷器，丝绸并列为三大出口物资。此外，产铜、产漆和木材加工等行业都为国内民户所注重。

明代在东南地区的纺织业中，曾出现了微弱的资本主义萌芽，清代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雇工普遍成为自由人，在全国的许多行业中都产生和增长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如丝织业，私营手工工场都是“雇匠织造”(20)，包买主则“散放丝经，给予机户，按绸区计工资”(21)。棉织业的手工作坊称作机房，雇工织布和弹棉花，先议定工价(22)然后工作；这些经营都具有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四川的井盐，由大商人、地主开采，犍为、富顺的大井盐场雇工和商贩人等达到数十万人之多，是世界上最大的工场手工业。造纸业设纸厂和纸蓬，乾隆时广西容县的纸蓬，“工匠动以千计”，也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场。陶瓷业雇工生产，景德镇的民窑是一座座分工细密，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手工工场，窑主（工场主）除向雇工供饭外，发给工资，一般按年按季发给，也有按月发给的。虽然在窑场里，存在着封建的师徒关系。采铜业，除云南是官工业，产铜供铸铁之用外，其他省份的铜矿由大商人开采，大商人在四川、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处都曾设厂采铜，铜厂雇工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

十八世纪的中国，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上，仍居世界前列，这同巩固统一和社会改革等活动都是“康乾盛世”的重要内容，当时不少欧洲人羡慕和向往中国，从中国文化中吸取智慧。康乾盛世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自然也有明显的弱点，首先社会制度落后了，还是封建社会，闭关政策限制了对外贸易，对外贸易不激增，就不会产生以蒸汽机为动力的需要，没有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生产，在十九世纪就无法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速度，也就不能维持一个强盛的封建大国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在阐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时，曾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23)。但是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破坏了中国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性。

十九世纪上半期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生产排斥了手工操作的机器生产，宣告了工业革命的胜利。英国的棉纺织业，以蒸汽机为动力的织布机，到1835年，超过了108，000台，毛织业则发展较慢，退居次要地位。铁产量到1835年上升为1，000万吨，比1796年增加了八倍，1846-1847年为2，000吨，增加了十六倍。这种发展速度当然不是中国所能相比的，中国在嘉道之际工业也有发展，但速度不快，就被人看作是衰退和停滞了。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则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工业生产仍在迅速发展，洋货大量进口，中国许多手工操作的工业生产被洋货挤垮，著名的广东佛山镇炼铁业经过洋货几十年的冲击，几乎全部倒闭，棉纺织业顽强地抵制洋货的倾销，保存了许多旧有阵地，但也受到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只是到了近代是落伍了”（毛泽东语），落伍就得挨打，这几乎是近代棋局上的一个定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