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之王成名战：打入敌营，戏耍徐恩曾，传递绝密情报挽救周恩来

1928年春天，根据党组织的指示，长期在安徽进行地下工作的李克农，为摆脱敌人追捕，从安徽秘密转移到了上海。

与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李克农被编入中共上海北四川路春野书店支部。在这个地下支部里，李克农先做文化工作，之后做小市民工作，后来又去电车工会做了一段时间的秘密发动群众工作。

对上海的斗争环境渐渐熟悉后，同年秋天，李克农找到潘汉年，提议可以办一两份报纸，进行更有力的革命文化活动。潘汉年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很快，由他们主办的小型报纸《铁甲车》和《老百姓报》出现在了上海滩的弄堂里。

革命的声音，每发出一次，每发出一天，能唤醒一个人，能唤醒一户人家，都是具有斗争意义的。

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办革命的报纸，这是有危险的。李克农时刻保持着革命的警惕性，三个月后，敌人果然发现查封了他们的报纸，还好，同志们有隐蔽措施，没有暴露。

冬天到来后，李克农被调到沪中区委担任宣传委员，继续进行革命文化工作。

这一段时间，由于没有找到合适安全的掩护职业，李克农的处境十分艰难，每天过的是“悬脑袋，饿肚皮”的生活，没有食物的时候，常常要空肚子喝“革命三鲜汤”——酱油、葱花加白开水。

虽然处在饥寒交迫之中，但李克农的革命斗志始终是高昂的，在藏身处，他持之以恒地写文章，印小报，编剧本，尽可能地将革命的声音发出去，去影响更多的人。

同志们提醒他一定要注意安全。李克农说，我知道，在复杂而紧张的斗争中，要胆大心细，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我没有问题，不会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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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蛰伏，也是乐观的等待，等待那更有意义的战斗。

革命不负有心人。

不久，李克农在上海滩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上遇到了在一家影片公司当演员的胡底。李克农不仅认识胡底，而且知道他的底细，两人是安徽同乡，曾在芜湖相识，并且一起参加过进步活动。

胡底知道李克农是自己的同志，对他有天然的信任感，各叙别情后，他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和好友钱壮飞从北平来到上海的情况。

1927年革命形势逆转后，他和胡底暴露了身份，遭到明令通缉。接到党组织的报警后，两人一同逃离北平，经天津先后抵达上海。

来到上海后，胡底应聘成为“上海影片公司”的一名演员，但不久之后身份被国民党军警识别，幸运的是，当军警前来围捕时，胡底提前一步，越墙逃脱了。之后，他潜入松江和沿海一带的村庄，混迹在当地的盐商中间。1929年夏天，胡底再次被敌人盯上，为了躲避追捕，他去了杭州，风声过去后，同年冬天他又潜回上海，在另一家影片公司当起了演员。

在这段时间里，钱壮飞没有暴露，但因为没有固定职业，生活很困难。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东奔西跑做过许多杂事，并且时常留意报纸上有关招工聘人的广告。

1928年上半年的一天，钱壮飞偶然间在报纸上发现了一个无线电训练班招生的广告，觉得学成这一技之长，不仅利于将来的革命工作，而且可以解决眼下的生计问题，于是积极准备，参加了招生考试。

由于底子扎实，文化修养高，又写得一手好字，钱壮飞在招生考试中得了第一名，当即被录用。

进入培训班之后，钱壮飞意外地发现，这个培训班居然是国民党“CC”系重要头目徐恩曾主办的，自己不经意间已经打入了国民党的重要机构。

徐恩曾也是浙江湖州人，自打钱壮飞进入培训班，他就注意到了这个做事很漂亮的小同乡。

就在徐恩曾有意重用钱壮飞的时候，他与胡底终于同上海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两人被编入中共法南区委所领导的法租界街道支部，支部书记是张沈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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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多年地下工作养成的敏锐观察力，李克农认为胡底所讲的情况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这时候，胡底又告诉李克农，眼下钱壮飞已成为徐恩曾的私人秘书，但因为缺乏地下工作经验，心中无底，现在急需党的高层领导给出具体指示。

李克农觉得胡底讲的情况十分重要，他提出来希望能和钱壮飞尽快地见一面。

胡底很高兴。

1929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通过胡底的安排，李克农如约来到胡底工作的影片公司，与钱壮飞见面。

在摄影棚的一个角落里，胡底低声告诉钱壮飞：“这就是李泽田同志。”

没等钱壮飞开口，李克农主动上前，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亲切地说：“我是李泽田，很高兴见到你。”

李克农的举动让钱壮飞感受到了信任与温暖，他紧紧地握着李克农的手，将自己掌握的情况又简要地讲了讲。

对于钱壮飞提到的上海无线电管理局，李克农格外关注，仔细听完，深思片刻，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壮飞同志，现在有没有办法再锲个钉子进去？你一个人在里面不好周旋。”

听到这个情况，李克农很自信地说：“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应该利用。”

事不宜迟。

见面结束后，李克农立即将掌握的情况通过江苏省委报告了党中央，并且提出了自己报考无线电管理局，在国民党特务机构建立共产党特别小组的建议。

周恩来对李克农的报告非常重视，认为钱壮飞已经在徐恩曾身边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利用这个机会，再派有经验的同志打进去，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获得周恩来的批准后，1929年12月中央特科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建立情报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

胡底在钱壮飞的介绍下也没有遇到任何问题。

潜入计划达成后，组长李克农提出，重大问题，由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为了获取有价值的情报，三人小组的首要任务应该放在“帮助”徐恩曾尽快地另立门户、发展机构上，只有这样，敌人才能发挥出大作用，三人小组才能占据重要位置。

1930年初，在钱壮飞的积极帮助、筹备下，由徐恩曾掌控的秘密特务首脑机关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建立了，为了掩人耳目，门口挂的是“正元实业社”的招牌。

几个月后，在三人情报小组的积极推动下，徐恩曾又在南京、上海和天津分别成立了以通讯社和广播新闻形式出现的公开情报机关，指挥机关“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就在“正元实业社”隔壁，负责人为钱壮飞；“长城通讯社”设在天津，社长为胡底；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广播新闻为掩护的情报机关，由李克农主持。

踩在敌人的肩膀上，龙潭三杰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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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徐恩曾也曾暗中考察过李克农，但老狐狸不仅没能找到任何破绽，相反却产生了信任感。

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工作，李克农话不多，也从不过问工作范围以外的任何问题，徐恩曾看到他的时候，他总是在勤勤恳恳的工作。

除此之外，李克农很注意伪装。

平日里，李克农穿着十分讲究，不是西装革履，就是长袍马褂，手上还要戴着金戒指，而且还好去一些纸醉金迷的场所，总之浑身上下都是国民党小官僚的标准做派。

传递情报，李克农做的更为巧妙。

安徽芜湖人宋季仁是李克农一手培养出来的地下交通员，跟了他很长时间。潜入敌人心脏后，李克农给宋季仁设计了一个伪装身份，做佣人，天天给李克农送饭菜到办公室。

有情报需要传递时，宋季仁来送饭菜，李克农总是摆出小老板的架势，动不动就骂他“蠢猪”、“混蛋”，一会儿训斥他饭菜烧硬了，一会儿埋怨他小菜炒咸了，并且要叫整个走廊都听见他的怒骂声。

这时候宋季仁总是装出唯唯诺诺，一副受气挨打的样子，有时走出李克农的办公室，还要抹一抹眼泪。

因为李克农是无线电管理局电务股股长，当他生气辱骂家里的佣人时，别人即便有急事也不好闯进他的办公室，两人配合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许多情报就是在这些刻意营造的怒骂声中安全、及时地传递出去的。

李克农上海潜伏期间，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陈赓也是一位默契的搭档，除了遇到重要情况亲自与李克农接头，他还时常为李克农送去一些关于共产党的过时情报，以便让徐恩曾认为电务股股长是一员得力干将。

随着徐恩曾越来越器重，李克农对敌斗争的威力越来越大。

有一段时间，徐恩曾要李克农负责管理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登记和考试工作。李克农抓住这个机会，凡是自己人，一律录用，这些被安插进国民党要害部门的“钉子”，在后来的对敌斗争中发挥了难以估量的深远作用。

安插钉子，李克农敢抓机会，拔钉子，李克农更是技高人胆大。

上海市警察局内有一个督察队长，狡猾凶狠，对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威胁很大。李克农为了拔这颗钉子，精心设计了一个局，而且是一箭双雕，精彩得很。

他先是派人在上海租了一间公寓，并且大胆地安排我党同志带着一些已被国民党警察搜缴到的共产党文件，在那里进进出出。

李克农将这条线索故意放给了那个督察队长。督察队长见有鱼，想立即收网，李克农提醒他，现在行动等于打草惊蛇，不如暂缓不动，以待来日捕获更多、更大的鱼。

督察队长觉得言之有理，果然选择了按兵不动。

过段时间，见大鱼始终没有出现，督察队长按捺不住，开始抓人。然而，当他带着一群罗喽冲进那间公寓时，屋子里只有一些过时的共产党文件，人一个也没抓到。

其实，在这间公寓里进进出出的都是路过上海的同志，李克农这一招实际上起到了巧妙掩护，公开转移的作用。

行动失败，消息传开，警察局的上司一怒之下将督察队长撤职查办。

就这样，李克农借敌人之手拔掉了这颗危险的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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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隐秘战线的老同志，眼前的一次次胜利并没有让李克农止步不前，他深深地知道，要想获得更有价值的情报，粉碎敌人更大的阴谋，他的三人情报小组必须想方设法接近、掌握敌人的核心机密。

当时，敌人的译电报分为三级：普通机密电报由机要员译；更机密的由指定的专人译；特别机密的由负责人亲自译。这意味着三人情报小组要想掌握敌人的核心机密，必须拿到徐恩曾“亲译”的密码本。

徐恩曾这个老特务，平日里非常谨慎，每次外出，总是把密码本带在身上，遇有绝密情报，必定一个人进入内室，拿出密码本亲译，从无例外。

为了突破这个老特务，李克农和钱壮飞多次商量，仔细分析徐恩曾这个人，最后决定利用他“寡人好色”的弱点。

李克农告诉钱壮飞，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我们需要一步步来。

李克农的“一步步”来，是由钱壮飞向老特务献殷勤开始的。徐恩曾在上海有个王姓的姘妇，但住所不理想，老特务很担心墙透出风，将他这桩丑闻传扬出去。

情报小组紧紧抓住这一点，由钱壮飞顺水推舟向徐恩曾大献殷勤：“属下在上海的房子，前楼一直空着，先生可以住进去，这样安排，可望万无一失。”

徐恩曾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是一个暗度陈仓的好主意，于是每次来到上海就住在钱壮飞寓所的前楼。

如此一来，钱壮飞与他的关系自然更为密切了，更重要的，下一步向老特务下套就方便了。

时机成熟后，有一次徐恩曾从南京来上海开会，钱壮飞趁机对徐恩曾说，最近上海滩来了一个姑娘，很不错，先生如果有兴趣的，属下可以去安排。

这样的艳福好事，老特务当然不愿放过。

这时候，李克农唱起了双簧，他向徐恩曾提出忠告：先生不能带密码本去，万一出了事情，那就麻烦了。

徐恩曾想了想，终于上钩了，他从西装内兜掏出密码本，一边交给钱壮飞，一边说，你替我保管一晚吧，明天交给我。

顺利拿到密码本后，李克农赶紧拍照，一夜之间就复制出副本。

钱壮飞全面掌握这本绝密密码本后，徐恩曾每接到一份绝密电报，就等于三人情报小组掌握了一份绝密情报。为了传递这些至关重要的情报，钱壮飞将自己的女婿刘杞夫也安插进来，充当秘密交通员。

1930年9月的一天，正在“正元实业社”办公的钱壮飞收到陈立夫发给徐恩曾的绝密电报，照例打开将电报记下来，用徐恩曾的密码本一译，钱壮飞不由地大吃一惊，原来电报内容正是他苦苦寻觅的有关国民党“围剿”红军的绝密计划。

得益于三人情报小组及时传递出来的绝密情报，红一方面军知己知彼，诱敌深入，成功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并且活捉了敌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

1931年春，国民党筹划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红军的命令、计划，再次提前落入三人情报小组手中，红一方面军集中主力在富田打击敌军薄弱环节后，连续反攻，四战四胜，进而全面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屡次送出关系中央红军安危的战略情报，这是李克农领导的三人情报小组做出的卓越贡献，然而，更加隐秘而伟大的贡献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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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4月25日，星期六，徐恩曾像往常一样到上海度周末，钱壮飞一如既往，留守在总部办公室值班。

天黑之后，总部电台接连收到三封加急绝密电报，每一封都写明“徐恩曾亲译”。

什么事这么紧急？

钱壮飞预感不妙，于是立即插上门，抢先翻译电文。

当电文付出水面时，钱壮飞惊呆了——电报是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发给徐恩曾转呈陈立夫的，第一封电报说：黎明（顾顺章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第二封电报说：拟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第三封电报说：黎明供称，兵舰迟缓。请速派飞机来接。

此前，虽说钱壮飞已经历过一些阵仗，但突然译出如此重大的情报，一时间，钱壮飞的双手还是不由地颤抖了。

这是真的，还是敌人设计的圈套？

钱壮飞不敢确定。

就在这时候，武汉又接连发来三封同样写着“徐恩曾亲译”的电报。钱壮飞没有犹豫，再次快速译出了电文，这三封电报的内容与前三封电报大致相同，但有一点十分“致命”——黎明供称，徐恩曾左右有共产党，此消息切不可外泄，否则，将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完全落空。

这一点表明，三人情报小组已经处在暴露的边缘，更要命的，这不是圈套，中共中央机关已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稍耽误一秒，后果将不堪设想。

究竟该怎么办？

极力镇定下来后，钱壮飞仔细记下电文，把原电封好，暂时压了下来。之后，他立即赶回家，把女婿刘杞夫从睡梦中叫醒，叫他连夜乘火车赶到上海，务必将这份紧急情报亲手送到舅舅（李克农）手中。

4月26日清晨，刘杞夫顺利到达上海。万幸，这天是星期天，李克农没有外出，刘杞夫一刻没有耽误找到了李克农。

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一时间也惊呆了，他知道眼下最急迫地就是要与党中央尽快取得联系，可是这一天不是碰头日，根本找不到中央特科的联系人欧阳新。

怎么办？

李克农没有犹豫，决定去大海捞针，主动寻找陈赓。

4月26日这一天对李克农而言，注定是心急如焚、令人窒息的一天，他找遍了知道的交通站，去了很多地方，结果全都扑了空。

还好，就在李克农近乎陷入绝望的时候，又一个万幸出现了。

27日清晨，他终于在汽车出租总公司找到了陈赓。陈赓得知这个十万火急的情报后，立即报告周恩来。周恩来获悉警报后，迅即通知中央负责人马上搬家，相关人员立即转移。

27日傍晚，转移全部完成，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全部切断，中共中央机关终于甩掉了敌人的大搜捕，安全了。

这一幕是不朽的，多少年后，主席依旧感慨地说，没有李克农，周恩来就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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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龙潭三杰的麻烦还没有结束。

意识到实际已处于暴露的危险境地，26日清晨，钱壮飞紧急通知“民智通讯社”一位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同志赶紧撤离。

27日早上8时许，钱壮飞若无其事地将压放了一天两夜的六份电报，亲自交给了徐恩曾。有惊无险地从徐恩曾身边走掉后，钱壮飞立即赶往南京火车站，乘车去上海。中途为防万一，钱壮飞提前在上海郊区真如车站下了车，然后辗转进入了上海市区。

就在钱壮飞争分夺秒逃离虎口时，身在上海的李克农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和家人，而是自己的同志和同志的妻儿。

接到钱壮飞的情报，他第一时间向天津的胡底发出了暗语电报——“克潮病笃”，这四个字表面的意思是李克农发热病重，实际是向胡底预警，要他赶紧撤离天津。

27日清晨找到陈赓，奔忙一天，协助中共中央机关完成转移后，28日黎明，李克农没有回家，而是直奔钱壮飞妻子陈振华的住处——新兴路新兴顺里4号。

清晨的弄堂一片寂静，这时候大声敲门，极有可能引起怀疑，可要是等到大天亮再敲门，万一军警追来了，张振华的处境就危险了。

万分紧张的时刻，李克农急中生智，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好办法。

他走到张振华住房的窗户下，解开裤子使劲地小便，尿水直冲墙壁，哗哗作响而刺耳，张振华听到这“可恶”的动静，果然立即起床，推开窗户准备斥责这个不讲文明的人。

看到在窗下站着的是神色严肃的李克农，张振华立刻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赶紧跑出来开大门。

李克农进屋，先说明情况，之后又教给张振华一套说辞，以便应付撤离前可能遭遇的军警盘查。

解放后，李克农到张振华家看望老战友妻儿（钱壮飞在红军二渡乌江时牺牲），回想当年，他曾对钱壮飞的儿子解释：“你母亲最讨厌有人在房子附近撒尿，那时我心急就偏要撒尿。否则，你母亲怎么会打开窗户，我们怎么会联系上？”

同志的妻儿安全了，可自己的妻子赵瑛和两个孩子还处在危险中，但为了争取时间处理更重要的事，李克农依旧没有回家，而是叫一个交通员去通知赵瑛，说出了事，赶紧离开住处。

赵瑛得到通知后时，家门口已经出现了便衣特务，她没有时间收拾，带着两个孩子连忙从房东家的后门逃了出去。

此后的几天，赵瑛带着两个孩子流落街头，夜宿在四川马路的小菜场，还好，在马路口游荡，寻觅熟人时，一位安徽籍的同志认出了她，娘仨这才转危为安。

得知妻儿脱险后，李克农这才开始撤离，他先是去了江西，后来又辗转到了香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和上海工人陈阿金等三人，装扮成做布匹生意的商人，离开香港，一路长途跋涉，向苏区前进。

这一路，李克农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等到终于穿过进入苏区前的四十里无人区，筋疲力尽、身上什么也没剩下的李克农浑身发烧，再也走不动了。

苏区的两名妇女及时发现了这位伟大的战士，她们找来担架，一路将他向村里抬。李克农躺在担架上，当看到村头的红旗迎风招展时，他的眼睛湿润了，嘴里喃喃地说：回到家了！回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