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父亲：奔波一生，月薪从没超过30元，对妻儿的爱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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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去世。

工作人员在为总理整理衣物时，发现总理的衬衣口袋里有一个很旧的小皮夹，皮夹里夹着一张旧照片，大约三寸左右，因为年代久远，照片的颜色已经发黄，但保存的却很好，没有一点折损，旧照片的背后总理亲笔写着四个字：“爹爹遗像”。

后来，邓颖超将这个小皮夹交给了侄女周秉德保管。邓颖超对周秉德说，解放前你伯伯做地下工作时，因为拿着公文包上街目标太大，就把重要的文件和信件放在这个小皮夹里，装进贴身的上衣口袋中随身带着，这个小夹子里还有一样东西，就是你爷爷的照片。

淮安周家，是一户没落的封建家庭。周恩来祖父周起魁曾在江宁担任过芝麻小官，后来举家从绍兴迁到淮安，当师爷。周恩来父亲周劭纲是家中老二，幼年读书，十七岁时曾回绍兴老家参加县试考秀才，没能考中。周起魁见儿子资质平平，很难走通科举路，转而叫他学做师爷，但师爷之路对周劭纲而言也是难的，学了一阵子，也就荒废了。

周起魁在几个儿子的前程上是愿意花钱的。为了给周劭纲谋个出路，老太爷先花了不小的一笔银子为儿子捐了一个“同学生”的名分，在县衙里谋了一个文书之类的差事，后来又花了一笔更大的银子，为儿子捐了一个正六品的衙门主事。

虽说正六品主事只是个虚衔，无权无势无钱，但门面总还是有一些的。为儿子谋得这个头衔后，周起魁趁热打铁，又为儿子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淮安知府万青选的女儿，因在家中排行十二，大家都叫她万十二姑。

万十二姑能干，肚子也争气，一年后就为周劭纲生了个儿子，取名恩来，寓意“恩惠到来”。

周劭纲是个仁义好人，喜得贵子时，他的弟弟周贻淦正病得厉害，眼见弟弟膝下无子，来日不多，周劭纲便将儿子恩来过继给弟弟，一为振奋弟弟的精神，二为延续弟弟这一支香火。

只是收养继子的喜悦并未给周贻淦的病带来转机，两个月后，苦命人还是走了。

随着周家小儿子周贻淦的故去，周家的境况愈发地不好。大概是经受不住丧子之痛，小儿子周贻淦故去没多久，老爷子周起魁也在悲痛中撒手人寰了。

周家老太爷一生清白，没有要过不该要的钱，挣来的钱也都砸在了儿子的前程上，他这一死，周家基本上就垮了，除了几间老屋、几分坟地，再没有什么值钱的家产。

老实人的生活是不易的。

父亲死后，周劭纲靠衙门里的差事已经无法养活一家几口人，为了谋生，周劭纲在妻弟的帮助下，远走武汉当起了教书先生，悲哀的是，抛下妻儿，远去奔波，周劭纲一月所挣的薪水，仅够自己勉强生活，根本无力再去养活家中的妻儿。

童年对周恩来而言无疑是苦难的，嗣父死了，生父走了，他与生母、嗣母的生活没有着落，全靠典当家中的物品来过活。

可一个没落之家能有多少东西可以典当呢？

周恩来九岁那年，生母终于被生活压垮，害肺结核死去了，一年后，嗣母迎来了同样的结局，只活了三十一岁。

就这样，周恩来在人世间唯一真正的亲人，只剩下在远方奔波的生父。

父亲周劭纲没有本事，甚至连儿子都养不起，但周恩来从未埋怨过父亲，相反他始终是心疼父亲的，原因很简单，父亲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好人。

发妻万十二姑病逝的时候，周劭纲正在武汉谋生，听说发妻病故，他一路悲痛地赶回来，要为发妻料理后事。

然而万家岳母对周劭纲却充满了怨气，老人家提出来，万家女儿是有门第的，生前在周家吃了苦、遭了罪，死后再不能受委屈，棺材一定要用楠木的，而且要十二朵花，裹五层麻，添七层漆，出殡时要请和尚做道场，风风光光地落葬。

此时的周劭纲囊中十分羞涩，根本办不起这样的葬礼，但面对老岳母的要求，老实人周劭纲始终没说一个不字，没说一个难字，只一个劲心酸地点头答应。

为了给亡妻打一口楠木棺材，周劭纲能掏的全掏了，能借的全借了，可棺材打好之后，他再没有一分钱财来给楠木棺材做漆裹。

老岳母是旧式妇人，心狠，见周劭纲没有全部办到，撂下一句话，不能照办，就不许棺材入葬。

周劭纲没有抗争，也没有哀求，他默默地将亡妻的灵柩暂厝庵中，再次远走他乡。

周劭纲这一走，不是丢弃，更不是逃避。为了报答操劳一生的亡妻，离开老家后，周劭纲一直随身携带着万十二姑的一张画像，一生再未婚娶。更让人动容的是，此后的二十年间，周劭纲四处奔波，省吃俭用，心中只有一念，攒出老岳母要求的那一笔钱，将亡妻葬进周家位于淮安东门外的祖茔地。

平凡的老实人，也有让人钦佩的人格。

懂得报恩，对爱不渝，这是父亲周劭纲留给儿子周恩来的精神遗产，平凡而高尚。

十岁到十一岁，周恩来一直生活在淮安老家，身边只有老迈的祖母和残疾的三叔，日子过的很艰难，但艰难锤炼了周恩来坚毅的品质，在那一段时间，他担当起持家的重任，佐理家务，井然有序。

坚毅的人总会迎来命运的曙光。

1946年，周恩来在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时说：“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为周恩来带来曙光的是周家大伯父周贻赓。1910年，周贻赓在奉天度支司俸饷科获得了升迁，当上了科员，生活比较安定。为了帮助弟弟周劭纲摆脱困境，他特意请去武汉出差的三哥周济渠将周劭纲和周恩来接来奉天。

父子分别多年，到了1910年的春天，周劭纲、周恩来父子终于团聚在了一起。只是生活对周劭纲而言依旧艰难，他在奉天的工作一直不稳定，每日仍要为微薄的薪水在外奔波忙碌，周恩来想看到父亲，得到父亲的关爱，依旧很难。

在奉天，周恩来先是寄宿在奉天府银州三堂伯家，在银岗书院读了半年书，当年秋天，大伯父将他接到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来改名东关模范学校）丁班，上了两年学。

在东关模范学校，周恩来留下了“为中华崛起而读书”的豪言壮志。

1913年春天，大伯父周贻赓从奉天调到天津，任长芦盐运司榷运科科员，十五岁的周恩来随伯父一起来到天津，当年秋天顺利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在天津南开学校，周恩来性情温和诚实，富有感情，挚于友情，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学业更是始终名列前茅。

1917年6月，从南开学校顺利毕业后，周恩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决定到日本留学。那时候，大伯父的境况并不好，周恩来靠同学、师友的帮助，这才勉强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赴日路费。

9月，由天津登轮东渡时，周恩来写下了那首救国抱负的著名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儿子为了救国图强开始了新的征程，父亲周劭纲却一直深陷在乱世的泥潭中，始终活的很艰难。在东北，周劭纲的日子没有一天是从容的，经常是一只饭碗还没端稳就失掉了。

1918年1月，到处奔波的周劭纲来到京城，几经周折在京兆尹公署找到了一份收入非常微薄的工作。那阶段，周劭纲唯一欣慰的是儿子利用暑假回到京城，跟自己短暂相聚了一段时间。

儿子一天天长大，也就一天天懂得了父爱，当短暂的父子相聚又一次变成别离时，周恩来的内心忧伤极了，看着父亲凝视自己远去的眼神，周恩来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昨日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

在父亲的守望下，儿子渐渐成了壮美的大河。

周恩来走向革命道路时，周劭纲并不知道儿子所从事的事业有多么的宏伟，他只相信儿子，对儿子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纯粹的父爱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都是如山般深沉感人的。周劭纲知道儿子所从事的事业有危险，但他从没有反对阻拦过，只默默地为儿子提心吊胆、牵肠挂肚，一心想着能为儿子做点什么。

那时候，为了知晓儿子的行踪，周劭纲经常看报。1927年，得知儿子正在上海开战革命斗争，周劭纲因为想念，因为担心，再也按捺不住，终于千里迢迢地来到了危机四伏的上海滩。

“四一二”政变后，上海的形势很危险，共产党员时刻都面临着被捕和枪杀的危险，周恩来不愿父亲遇险，想叫父亲尽快离开，但周劭纲却坚持要留下来，陪着儿子，尽己所能地帮助儿子做一些秘密通信联络的工作。

迫于现实，更为了革命的需要，1927年6月，周恩来从上海撤离，前往武汉。见儿子的处境好了一些，周劭纲这才回到东北吉林，继续为卑微的生活而奔波。

然而，到了东北之后，周劭纲却始终惦记着儿子，当他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正在重金悬赏自己的儿子后，他在东北再也待不下去，1931年2月终于又一次来到上海，借住在四川路北永安里44号的二嫂家.

1931年的上海滩比1927年更凶险。

为了帮助儿子做工作，周劭纲建议儿子将北永安里44号当作秘密联络点，自己则经常充当交通员。

4月，随着顾顺章叛变，周恩来等人随即迎来了一生中最为凶险的时刻。周劭纲为了协助儿子掩护，一直留守在上海，有时还要冒着巨大的风险，帮助儿子做转移工作。

有一次，因为紧急转移太匆忙，周劭纲一直随身携带的亡妻画像弄丢了，这件事成了他一生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遗憾事，但他却从不轻易提起，因为他知道，比起牺牲，他的遗憾太渺小了。

1931年冬天，危机终于过去了，周恩来顺利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周劭纲内心是想跟着儿子一起走的，但想到可能会拖儿子的后腿，最后他还是选择了默默离开。

此后的六七年间，周劭纲始终在漂泊，东北、天津、扬州、上海等地都留下了他艰辛的脚步。每到一处，周劭纲除了找饭碗，就是努力打听儿子的消息。

在他那里，儿子恩来的安危比他自己的温饱更重要。

1935年间，周劭纲在报纸上看到红军达到陕北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但挂念的心还没落下，报纸上又登出了红军主力在陕北已被消灭的消息。那时候，周劭纲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得到儿子平安的消息，得不到，他只能在心中默默地守望。

1936年12月，周劭纲终于盼到了儿子的消息，因为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时间，周恩来成了全国瞩目的人物。

周劭纲的一生没有什么爱好，只好喝几口酒，得知儿子不仅一切都好，而且还成了让世人钦佩的大人物，周劭纲喝了一生中最快意的一次酒，喝到最后，已是两眼噙满了欣慰的热泪。

自1931年冬天与儿子分别后，周劭纲等候了近七年，终于等来了父子团聚。

1938年1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给远在天津的父亲写信，让他到武汉和自己一同生活。

5月，周劭纲到达武汉的那一天，周恩来正在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时任理事会的总务部主任，作家老舍记下了那一天的珍贵一幕：

“轮到周恩来先生说话了。他非常高兴能与这么些文人坐在一处吃饭。不，不只是为吃饭而高兴，而是为大家能够这么亲密，这么协力同心地在一块工作······最后（他眼中含着泪）他说他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10时到汉口。（大家鼓掌）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更增强了我们的团结！告辞了！（掌声送他下楼）。”

在武汉与儿子重聚后，儿子重任在肩，周劭纲想与儿子长时间地待在一起依旧很难。让人感慨的是，老父亲什么都懂，不仅顾全大局，而且时时处处都是那般的和蔼谦逊，使人尊重。

8月，由于日军逼近武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周劭纲和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在八路军办事处副官长袁超俊的带领下，从武汉撤退到湖南湘乡。11月，长沙大火后，一行人又从湖南撤离，一路辗转，前往贵阳。

这一路，有时要风餐露宿，有时要昼夜兼程，周劭纲饱受着颠簸之苦，却始终严于律己，处处以普通家属身份出现，从不提什么要求和意见。

当年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朱慧后来回忆说：“总理的父亲，我们叫他周老太爷。他是个好人，知书达理，平易近人。他能体贴别人，又讲义气。老是笑嘻嘻的，和大家的关系都很好。有时还和我们开玩笑，他人很朴素，不讲吃不讲喝，给什么吃什么。我对他的印象最深。”

1940年秋天，周劭纲随一批家属终于转移到大后方重庆，以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重庆红岩村。

那时候的周恩来因为工作的需要，住在曾家岩，只有到红岩村办事的时候，才能见到老父亲，说上几句话。

因为时常见不到儿子，周劭纲的内心是苦恼的，但苦恼之外，他还是先前的那个老实人，那个什么都懂的老父亲。

为了不给办事处添麻烦，周劭纲轻易不走出生活的小院子；平常时候，不是默默地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打扫之事，就是给人家读报纸，念唐诗。

儿子来红岩村办完事，进城时总会告诉大家，你们谁要进城，可以跟我的车走。

老父亲是想进城看看的，但他却从未提出过要搭儿子的车。

父亲老了，跟着儿子，自觉就对儿子最深沉的爱。

父子之间，越是经历世事艰难，越是有心灵相通的时候。

1942年6月下旬，周恩来因小肠疝气发作，住院手术。大家怕老爷子担心着急，没有人将这件事告诉周绍纲。

不曾想，到了7月5日，周劭纲突然就发起了高烧。邓颖超去看望老爷子，老爷子想念儿子，对邓颖超翻来覆去只问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邓颖超怕老爷子担心，不敢告诉他周恩来住院手术的消息。同样的，邓颖超怕周恩来担心老爷子，也不敢告诉他老爷子住院的消息。

这一边，老爷子一边又一边地问，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那一边，周恩来在病床上一直惦念着老父亲的生日。

7月6日，周恩来给邓颖超写信，说：“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7号或11号，再过两三天出院，也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指阴历，阳历应为7月11日）那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

然而，周劭纲的病却越来越重，9日，邓颖超不敢再隐瞒，写信告诉周恩来：“告诉你一事，就是爹爹在生病，病起于星期日。”

接到邓颖超的信，周恩来两夜未睡好，始终心神不宁，10日，他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要她转告老父亲好生静养，并且一再嘱咐要老父亲注意饮食，假使高烧不退，大便不通，不能专当疟病医治。

让人感到万分悲痛的是，就在10日这一天，周恩来万分牵挂，千叮咛万嘱咐的时候，周劭纲去世了，临终也没能再看见儿子一眼。

卑微地来，默默地走。

周劭纲就这样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那时候，大家都不敢将这个噩耗告诉刚做完手术的周恩来。

等到周恩来知道，老父亲已经去世三天了——

后来，周恩来很少谈自己的父亲，只在1974年春夏之交，自己即将住院之前，对侄子周秉钧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对你爷爷是很同情的。他人很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是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

简单朴素的话语里，全是心酸，全是深沉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