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灭亡南宋，文天祥英勇就义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71，《元朝史话》连载08，欢迎收看。

忽必烈自鄂州撤围北上夺位后，贾似道以“再造之功”班师回朝。为了掩盖那个见不得人的密约，他把忽必烈的使臣郝经长期拘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

昏庸透顶的宋理宗竟下诏褒扬贾似道，加封少师、卫国公。贾似道更加飞扬跋扈，将左丞相吴潜逐出朝外，贬到循州（今广东龙川西南），曾在潭州、鄂州等地与蒙古军浴血奋战过的向士璧、曹世雄则因“侵盗官钱”的罪名庾死于狱中，曾出兵收复三京的赵葵等人也被罢官。

守卫四川的骁将刘整因与主帅俞兴不和，以泸州等15郡，户30万投降蒙古。

南宋政权在贾似道等人的把持下，覆亡的命运已经注定了。

01、血战襄阳

1267年（至元四年），忽必烈在平定了阿里不哥的叛乱后，以南宋扣留郝经为理由，再次大规模发兵进攻南宋。忽必烈用阿术为主帅，采用南宋降将刘整“先事襄阳，浮汉入江”的建议，把攻击目标直指南宋防御蒙古最重要的据点——襄阳。

襄阳地处汉水中游南岸，与北岸的樊城相对，是扼守长江的屏障。金亡后，宋蒙多次争夺襄阳，但自1239年孟珙收复襄阳以来，蒙古军一直未能攻下。

襄樊两城城防坚固，兵储足够支持10年，特别是广大守城军民有若决心与来犯之敌决一死战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这次阿术、刘整等率蒙古军再次来攻后，虽然用了筑堡、封锁、强攻等方法，使襄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但一直未能攻陷。

1271年（至元八年）五月，蒙古又调四川等地军队，水陆并进，加紧包围襄樊。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襄樊城内的广大军民依然斗志高昂。这时，由于两城已被围5年，城里特别缺少盐、柴、布匹等物。

1272年（至元九年），南宋援军李庭芝驻郢州（今湖北钟祥），招募民兵三千，由张顺、张贵率领，沿清泥河乘船运送物资，强行突破元军封锁去襄阳。

张顺号称“竹园张”，张贵号称“矮张”，都是智勇双全的勇将。这3000民兵明知此去九死一生，但人人感奋，决不动摇。

元军为封锁襄樊，用铁链、木筏填塞江口，简直无隙可通。张顺、张贵率轻舟百艘，顺流而下，元军见张顺、张贵突如其来，夜中不敢交锋，张顺、张贵转战120里，黎明抵达襄阳。

城中宋军久不见援军，此时欢欣鼓舞，勇气百倍。但这时独不见张顺，数日后张顺尸体在江中浮起，身中4枪6箭，手执弓矢，怒气勃勃如生，南宋军民惊叹不已。

几天后，张贵又带领水手2人，潜水去郢州，约宋将范文虎发兵夹击元军。不幸途中负伤被俘。阿术劝降不成，张贵被害牺牲。

张顺、张贵可歌可泣的事迹激励着南宋军民的抗元斗争。

1273年（至元十年）正月，元军采用张弘范计，断襄樊之间水上联络，又用西域“回回炮＂攻樊城，樊城陷落。

宋将范天顺力战不屈，城破自缢而死。宋将牛富率百余人巷战，重伤投火而死。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元朝。

至此襄阳保卫战结束。

02、宋廷投降

襄樊失守后，等于打开了南宋的大门。1274年（至元十一年）忽必烈命左丞相伯颜率师南下。伯颜分军两道：一路以合答为主帅，刘整为先锋，进犯淮西淮东，直下扬州；一路由伯颜、阿术率领，吕文焕为先锋，沿汉水人长江，沿江而下，直趋南宋都城临安（今浙江杭州）。

伯颜所率领的这支元军，顺汉水南下，包围郢州，南宋守将在汉水中设防坚守，元军被迫绕道，进攻沙洋。沙洋守将王虎臣、王大用坚决抵抗，元军用金汁炮焚毁民舍，突破城防，占领沙洋。再围新城，新城守将居谊拒战，城破后牺牲。

元军进入长江，攻下要塞阳逻堡，南宋汉鄂舟师统帅夏贵逃跑，汉阳、鄂州相继降元。

伯颜派阿里海牙守鄂，并由鄂进兵湖南，自率大军沿江东下。长江两岸的宋军毫无斗志，纷纷不战而降，黄州（今湖北黄冈）、江州（今江西九江）等被元军轻取，范文虎亦以安庆降元。

1274年七月，南宋度宗死，幼子赵?即位，是为恭帝，朝政仍由贾似道控制。十二月，在朝野压力下，贾似道被迫出兵应战。次年二月，贾似道率各路精兵7万驻芜湖，准备迎战元军。同时又派使臣去元兵军营，要求议和，遭伯颜拒绝。

元军发起进攻，双方激战于池州下游的丁家洲，元军在长江两岸立炮轰击宋舰，并以大船数于艘乘风冲击宋舟船，宋军大败，杀溺死者不可胜数，军资器械尽为元军所夺。

贾似道败逃。朝野对贾似道祸国殃民的罪行怒不可遏，朝廷不得已贬贾似道千循州，押送途中被看管人员杀死。

元军在丁家洲大胜后，沿江太平、和州、无为诸城纷纷降元。

1275年三月，元军占领建康（今江苏南京），接着又攻占镇江、常州、无锡等地。

元军占领常州后不久，张世杰即遣刘师勇等克复，十一月，元军再破常州，守将姚訔、刘师勇等坚持巷战，全城惨遭屠杀，只刘师道等8人逃出。

元军进逼临安，谢太后（理宗后）下诏勤王。可是，各地官员响应得很少，只有赣州（今属江西）知州文天祥和郢州守将张世杰率兵入卫临安。

文天祥是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以状元当上了赣州知州，勤王诏下后，他招募了3万士兵星夜赶来，却遭到宰相陈宜中的拒绝，派他到平江（今江苏苏州）做知府。元军进攻临安，形势十分危急，文天祥又奉命守余杭附近的独松关，这时元军已先破独松关，而平江亦已失守，文天祥只好去临安。

张世杰是北方大军阀张柔的部下，张柔投降蒙古后，张世杰南下投宋，在抗击蒙元战斗中英勇善战，但陈宜中对他很不信任。

临安危急时，文天祥、张世杰都到了临安，他们主张让谢太后、全太后（度宗后）、恭帝入海，留下自己背城一战，但陈宜中不许。

陈宜中多次与伯颜洽谈投降事宜，但没有成功，竟撒手不管逃到温州去了。

谢、全两太后只好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派他去元营谈判。文天祥到元营后，不顾伯颜的威胁利诱，始终坚持先撤军后谈判的立场，伯颜无可奈何，把他强行扣留在军营中。

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南宋德佑二年）元军进入临安，谢太后率恭帝投降，谢、全太后、恭帝等被俘送到大都。

南宋灭亡。

03、英勇抗元

临安失陷后，江浙、江西、湖南等地大部分被元军占领，但各地的抗元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特别是扬州、潭州、合州等地的抗元斗争更是英勇壮烈。

守卫扬州的是抗元英雄李庭芝。他早年在孟珙部下任职，孟珙死后便一直驻守扬州，襄阳失陷前，蒙古军队在合答、刘整率领下多次进攻扬州，李庭芝坚壁固堡，英勇抗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襄阳危急时，李庭芝奉命率军支援，却遭到范文虎的排挤，但仍为襄樊保卫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襄阳失陷后，元军攻扬州，他继续坚守。临安被元军占领后，投降元朝的谢太后曾两次命令他投降，谢太后派使臣到扬州城下，送书给李庭芝说：“我和皇帝已经臣服了元朝，你还能为谁守城呢？”

李庭芝怒不可遏，以射杀来使作为对谢太后无耻投降的回答。

1276年七月，益王赵昰诏李庭芝南下会合，李庭芝命部将朱焕守扬州，自率7000人经泰州入海。不料朱焕以城降元，李庭芝被困于泰州，被俘牺牲。

1275年三月，元军阿里海牙攻占岳州（今湖南岳阳）。1276年正月，阿里海牙攻潭州，守将李芾坚守了3个月，城破，李芾命部将沈忠杀自己全家，沈忠忍痛杀李芾全家，然后又杀自己一家，最后自杀身死。

阿里海牙入广西，邕州（今广西南宁）知州马坚率所部及少数民族兵坚守静江（今广西桂林）3个月，前后百余战，宁死不屈。阿里海牙、忽必烈多次诱降，均遭拒绝。外城破，马坚率战士坚守内城，再破，巷战牺牲。其部将娄钤辖又死守月城十余天，最后自焚而死。

四川军民从1234年蒙古军入境到1278年合州失守，进行了40多年的艰苦斗争。

下面再讲南宋最后两个小皇帝被消灭的情况。

临安失守前夕，益王赵昰和他的弟弟广王赵昺（他们都是度宗妃杨氏所生）逃到永嘉。

1276年五月，赵昰在福州（今属福建）被张世杰、陆秀夫拥戴为帝，是为端宗。这时文天祥已从元营逃出，抵达永嘉，又到福州，被赵昰任命为右丞相。他们重新组织残余部队继续抗元。

1276年，文天祥到江西，收复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等地，一时军心大振。但是福建方面却节节败退。十一月，赵昰逃到泉州，又逃到潮州。

1277年底，赵昰逃到香山（今广东中山）。

1278年初，赵昰逃到广州。四月，赵昰病死，弟赵昺即位。六月，赵昺逃至广东新会海中的崖山，元将张弘范以水陆师2万来攻。

十二月，文天祥被俘于五岭坡（今广东海丰境内），张弘范要文天祥投降，文天祥严词拒绝。他面对珠江口外的零丁洋，抱定必死的决心，写下了悲壮的《过零丁洋》这首著名的诗篇。其中“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表达了他决心为国献身的高尚品质，成了几百年来激励人们为正义而献身的名言。后来张弘范不得不把他送到大都，1283年正月十七日，文天祥在大都柴市口就义，时年仅47岁。

1279年二月，元朝水军在崖山海面发起总攻势，南宋水军大败，陆秀夫抱赵昺投海死，张世杰突围后遇到大风，水船覆没淹死。

南宋的残余力量至此全部被消灭。

04、元朝的大统一

蒙古灭金后，经过长达40年的灭宋战争，终于最后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大业。

元朝的统一，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重大的意义，归纳起来就是：

首先，元朝的大统一使我国历史上较长时间的分裂割据局面结束了。自从唐末藩镇割据以来，我国先后出现了五代十国的分裂，辽、宋和金、宋的对峙，西夏、蒙古、高昌、大理、西辽、吐蕃等民族政权的并存，这种分裂达三四百年之久。

长期的分裂割据阻碍了各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影响了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是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需要和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的。忽必烈把各割据政权统一于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元朝之下，这是与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趋势相适应的。

元朝时，中央与地方、中原与边疆的联系十分紧密，这就为以后各朝代我国基本上保持统一局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元朝的大统一促进了国内各民族之间联系的加强，有利于边疆民族地区的开发。由于全国各民族生活在一个没有此疆彼界的共同环境里，使他们在共同的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共同的生产斗争中，进一步密切了原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许多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他们带来了少数民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原地区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许多汉人迁到蒙古、西域、东北、云南地区，带去了汉族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为祖国边疆的开发，作出了贡献。

元朝时期，由于大批少数民族留居中原，他们接受了汉文化，出现了许多用汉文从事著作的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他们为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元朝的大统一为祖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由于元朝版图辽阔，南北统一，对天文、地理、水利、农业等学科的发展特别有利。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就是利用了这些条件，开展了世界天文史上规模空前的实测活动，从北纬65°到北纬15°的范围内设立27个观星站，得到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科学的数据，编出了水平很高的《授时历》；都实探索黄河河源、《元一统志》的编纂、王祯总结全国范闱的农业生产经验，以及航海、气象、水利等方面的成就，无不与元朝的大统一有关。

第四，元朝的大统一还大大加强了中外交通和中外关系。蒙古向外扩张和各汗国的建立，客观上打通了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交通往来，元朝与各汗国之间的往来频繁，与欧洲、亚洲、非洲各国的联系也很频繁，中国的航船一直到达非洲，我国的四大发明——印刷术、火药、造纸术、指南针通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中国的商品远销世界各地。来自欧、亚、非的各国客人，长期居住中国，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等，他们回国后又把中国的情况介绍给世界各国人民。外国的许多科学文化也传到了中国。中国人民在元朝时对世界的了解比过去更多了。

但是，元朝的建立，也有极其不好的一面，其中最为诟病的，便是残酷的民族压迫。

蒙古统治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继承了女真统治者把金朝统治范围内的人民分为女真、渤海、契丹、汉儿四个等级的民族分化经验，把全国各族人民基本上按征服的先后划分为四个等级：

蒙古人：指漠北蒙古各部人民，但克烈、乃蛮、汪古等部属色目人；

色目人：指西域各部、各国人民，如畏兀儿、阿速、唐兀、康里、钦察、斡罗思、回回等。因为它包括的部族、国家很杂，又多姓氏稀僻，有“各色名目”之意，故称色目人；

汉人：大体指淮河以北原金朝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和较早被蒙古征服的四川、云南各族人民，除汉人外，还包括契丹、高丽、女真、渤海人等；

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以汉族为主的各族人民。

这四个等级在政治待遇和法律上都有严格的区别，对蒙古、色目人特别优厚，对汉人、南人百般歧视。

从政治地位上来看，虽然元朝统治集团是蒙古贵族联合包括汉族地主分子在内的各族上层分子组成的，但是在元朝政权内部仍保留着浓厚的民族色彩。

元朝建立后，世祖忽必烈定下了这样的规章：中央或地方官，正职一律由蒙古人担任，副职才允许汉人、南人担任。特别是中央统治机构中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正职绝大部分由蒙古人担任，只有极个别的汉人短期内担任过正职，至于掌握军机的枢密院中的要职，汉人、南人不得染指。

整个元朝期间，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二职，没有一个汉人担任过，至于各种军队的数批和驻防状况，对汉人也是绝对保密的。地方上各路、府、州、县，都设有只许蒙古、色目人担任的达鲁花赤，负责对所在地方的官吏和军民进行监督，掌握实权。

对汉族知识分子入仕的途径也加以种种限制。唐朝以来，知识分子多是通过科举当官。元朝前期科举一直没有恢复，汉族分子主要通过推荐，被皇帝看中后才当官，因此人数不多。到仁宗皇庆二年(1317)时才恢复科举。

元朝的科举制度也带有鲜明的民族压迫色彩。当时规定：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南人分两榜录取，对汉人南人的要求十分严格，而且还规定南人不得登前三名，汉族儒生要通过科举做官简直像登天一样难，所以社会上形成了对读书人很看不起的风气，有“一官、二吏、三憎、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之说。许多汉儒情绪沮丧，感到前途渺茫，认为科举只是粉饰太平的门面，对此毫无兴趣。

从法律规定上来看，民族歧视尤其严重，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报；蒙古人打死汉人，只罚凶手出征，给死者家属烧埋银；蒙古人犯罪由蒙古人断罪处罚，汉人官吏不得受理案件；蒙古色目人犯罪不必刺字；而汉人、南人打死人除了判处死刑外，还要付50两烧埋银。

法令、条文还对汉人加以种种限制：严格禁止汉人、南人拥有军器、马匹，不许汉人田猎、习武、集会，包括神赛会、唱戏说书、祠祷、夜行，甚至夜间点灯也禁止。

忽必烈灭南宋后，曾在江南农村建立社甲制度，以20户为一甲，北人为甲主，“北人”是指“南人”以外的各种人，他们在新降服的地区充当甲主，自然为所欲为。史书上说，这些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令”。可见，这种社甲制也是利用四等级的规定来加深民族和地区之间的隔阂，对南人特别加以歧视。

因此，元朝一建立，就已注定其覆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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