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看周公：《尚书》中的天命

最令人侧目的便是《尚书》的作者将政治和天命连在一起，上面我们说起了一切政治的借口是天命，是人民，但实际上它只是借口而已。大约政治斗争中最无关紧要的是天命，最无作用的是人民。人民一般是被驱不啻犬羊，只是在关键的时刻“民心”似乎成为重要，但这也是思想者的逻辑，对政治斗争无关重要。孔孟在春秋战国时着重于民心，那些君主却毫不在意，谁都不为民心流一滴汗，因此天命和民在《尚书》中应作为政治借口看，且还是后人加入的。周朝平定内乱之后一些搞政治理论的人关心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家的实力逻辑是两回事。

《史记》记周公“故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嘉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周公还政成王，又“作召诰、洛诰”，又“以王命”作“多士、无佚”，又“伐淮夷残奄，迁其居薄姑……作多方”。归禾、嘉禾已失。

《大诰》的中心思想是：a天命周革殷命；b由大宝龟证明；c卜筮言东征吉。

《康诰》的中心思想是：a不孝不弟者以刑。

《酒诰》的中心思想是：a弗沉湎于祭物之酒；b首罪教之，后犯杀之。

《梓材》的中心思想是：a天命周；b扩展土地；c周朝万岁万万岁。

《史记》认为是周公遗作的一些诰的内容。如此，周代殷是天命由卜筮证之，天命周扩展土地，切勿沉湎于酒。以刑推广孝弟。

但到了汉朝，事情就起了变化，“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雉号而呴，武丁惧。祖乙曰，王勿忧，先修故事。”可是祖乙又以雉为祥。雉鸣原为自然界中现象被认为祥戾之兆。《史记·殷本纪》。

《左传》的作者也将动物的异状与天灾联系起来，“鸟鸣于亳社，如曰喜喜。甲午，宋大灾”。《左传·哀公三十七年》。

到了《吕氏春秋》，便言“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人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盛，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士。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盛……”《吕氏春秋·应用篇》。

我们相信，太史公写的周本纪就受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的影响。太史公描写武王在将发未发的伐纣前写：“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鸟，其色赤，其声魄云。”《史记·周本纪》。这种神话肯定不是太史公编的，应是董仲舒辈起的头，“帝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春秋繁露，同类相动》），汉初流行的、甚至有文字根据的正统周朝的历史故事。

《史记》中帝王的祖先，类似的神话可见《殷本纪》中成汤的高祖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吞之，生契。《史记·殷本纪》。又有：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原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悦，故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斯而生子……《史记·周本纪》。后来还有一堆神话。又：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殒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来……《史记·秦始皇本纪》。一直到高祖本纪：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孔子被王充认为“素王”《论衡·超奇》。是为了他著《春秋》，之为道统之王；太史公也就写了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但“祷于尼丘得孔子”。《史记·孔子世家》。

我们或许这么看：太史公受到当时政治压力不得不将一些帝王的出生写成神话，因为神话是天命的标记。我们认识到《尚书》中的内容，尤其是“天命”（尚未加入神话）的书写也是政治压力的结果，即便是后人加入的也不会离其政治之模式；后人既然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用语也极其自然地附会《尚书》的精神。

历唐、宋、明、清皆由神话始：

仁公主生高祖于长安，体有三乳。《新唐书·高祖》（《旧唐书》不言三乳）。太祖，宣祖仲子也……生于洛阳夹马营，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宋史·太祖本纪》。皇帝讳朱元璋……父……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陈氏方妮，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寝，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明史·太祖本纪》。

中国封建文化的严密和深度必定是非常可观的才能延续了三十个世纪，如果不是因为欧美的崛起，恐怕还要不断地一治一乱那么反复下去，其逻辑中“天命”是一个重要的、启头的因素。它虽然已变成了俗套，但寓有深意，即便是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就够中国人想一辈子，想来想去还是回到老套子中去走不出来。在整个的儒家的系统中，“天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古人排除“天命”疑难有多种方法：或像孔子一般，或寻求对《易经》的了解，或者依佛崇道，逆来顺受。孔子对“天命”的了解中应无佛道，亦无《易经》、更无阴阳五行；他的“天命”主要是人道的历史和既成事实的合成。许多学者都对天命作了注解，我们就不重复了，我们将不从字面、历史中的解释上花费更多的工夫，只是在孔子存在的惶惑上看看“天命”对他的意义。

孔子认定周朝的历史和三皇五帝的历史是一脉相承。后代人虽然接受的是汉儒的封闭式的解释，但从存在（封建）的意义上是不离其宗的。在整个中国的历史中，孟子和战国时代所了解的天命在封闭式的封建中毋宁是一个例外。可见战国时代王道，甚至霸道思想，即封建极权的进一步消融而发生的思想解放，而孔子的春秋时代只有相当的，还不完全的礼崩乐坏，但已势如狂澜，一发不可收拾；再重复周朝立的礼乐是不合时宜的，不可能的。

这一狂澜其实也有它貌似永恒的一面。它和它的范围中各种存在是在演变，但极慢，简直如不演变一般，至少活在其中的人是很少能感觉到的。人甚至不能改变自己，连自己也像是铁铸铜浇般的永恒。如我们不能选择出生于何时、何地、何家，我们的一切包括身体发肤都是被决定的，更何况是社会、人类？孔子生于贫穷，不生于富贵，虽然富贵是他所欲的；孔子也不生于豪门，虽然权力也是他所欲的。富贵加权力可以做许多事，就不必奔走于齐、卫之间，忠言逆耳地与一些无聊的君王打交道。孔子只是孔子，没有什么可以施展身手的条件。在他周游说道时，偏又时不我与，结果只能退而著书授徒。“退”而不“进”，它是被既成事实所左右的，不是人的努力、意志、道能改变的。天若有道，天若鉴吾心，又何至如此！但天意不可蠡测，此非天命乎？

相信宿命的人总蒙上一层迷信的色彩，许多时候被人认为意志不够坚定，不够努力，或随波逐流，但从一般人的有限的被规定的生命道路、从孔子的不遇上看来，我们可以不相信宿命，但“天命”不可不信吧！只有极少数的人能脱颖而出，摆脱“天命”，造成一定的时势，但如没有一定的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就不见得能逃脱“天命”，“天命”此处和宿命有极相同的地方。

在“天命”下生存，在“既成事实”下生存，就等于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不是人们能自由选择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人还是有一定选择的。比如，一个人可以选择不谀媚权贵，不接受贿赂，不出卖朋友，等等；它的范围比较小，但会给人带来一定的存在后果，这么做生命多半不会“成功”。虽然因此自己的心理空间扩大，生存的空间却缩小，而在可能的戏剧化的情况中，不仅生存的空间缩小，即使心理的空间也会缩小，进而被逼至精神分裂。无论如何，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心理空间都是预定的，走不出它们的范围，这么了解孔子的“天命”应该是可以的。

既成的事实当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汤王革命、武王革命都是历史的事实。但对孔子来说上下一千年，这种剧变也只是两次，是不可以为训的。那两次革命也是天命啊！一个既成的事实是不可能那么随意变动的，特别是那两次的变动是天命，即人道的历史中的极大贡献的事实。两次革命首先要的是武力，敌人的腐败的反天命，和天命的一定时候的来到。《史记》就记载武王会八百诸侯时，大家都说纣可伐矣，而武王反对说是“女不知天命”：就是说还不是时候，我还没有充分的准备，敌人还未彻底地腐烂，敌人的军队尚不可征服。等到一旦征服了殷朝，周公还是花了三年平定内外之乱，后来进行大封建，建立了礼乐，这才把天命稳定了下来，它是不能也不应改变的。人们能想象一个像周朝的政权的建立式的大杀伤、大迁移的代价么？它们的“文”怎么办，用什么来代替？没有任何新的“文”可以代替它。因此，唯一的办法是复周文，即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它也是天命。

既成事实不仅是既成事实，它带来了文。虽然在孔子本人的经验中，春秋时代已去文甚远——孔子只能退而求其次，把他的政治理想压低，他不是要恢复周公时代的、成康时代的西周，至少能回到东周式的礼乐中去，“假我数年，其为东周乎”。孔子生活在西周的余辉中，经验到它的“文”，觉得保护、提高至少像东周那么略逊一筹的“文”是必要的，它就是天命！这种心情不是他一个人的。在中国的历史中，特别是儒家就有这种在既成事实、别无选择情况下的接受天命。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等都经过了这种方式的思考和生活，虽然他们肯定有着私人的“君臣父子”洗脑式的教育，但是归根到底他们之选择忠君，替朝廷卖力，镇压反叛是因为天命的“文”。曾国藩绝对可以在握兵权、战胜太平天国后，甚至在此前推翻清朝，但他没有那样做，也许他的考虑之一是如此更会加深中国的灾难，自己及手下不能取代清朝，而人民更会遭殃：各地起兵，不服调度，许多西方国家虎视眈眈，乘机消灭中国，“文”将何在？西太后除了自私之外，在许多方面还不失是一个精明的女主，而清朝至西太后的历代帝王尚不失为明君，清朝的气数尚未尽，太平天国既不可取，更无其他，因此天命并未改变，“文”一丝尚存。左宗棠更是看到太平天国之不可取而反身效忠清朝，保住大西北使俄罗斯甚至后来的英国不敢觊觎。曾左二人是中国之“文”的功臣或是罪臣尚有待后人研究，但他们两人在“文”上是和孔子一脉相承的。

其实孔子的“既成事实”和“文”的问题也是一切人的问题，包括今天的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如法国在1968年5月爆发学生运动的一个多月后，风云一时的戴高乐就萌辞职之念，那时左派学生绝无法提出他“文”代之，也无一左派政党可取而代之；新的选举将学生运动在戴高乐派大胜中终结。美国越战时代的学生运动收到了反战的效果，仅此而已。俄罗斯革命、中国革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革命最后的考验还是要看新的天命是否提高了“文”，否则将为国人所弃。

孔子不愿看也不愿想周“文”之外还会有什么他文，从春秋战国各国君主的风度和政策看来，孔子也许是有道理的，即当时的社会、政治无法提出一统性的理想来。孔子认定周“文”是终极点，上承三皇五帝，下开中国未来之“文”，中国为“文”是跑不掉的。他的主张盛行了二十个世纪，不可谓不长矣，综观埃及、希腊等古老文化的消失，不能不说，即便在斯“文”扫地的时候，孔子的“文”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中国人也不断地需要再讨论孔子，提出他所宣扬的周“文”，那么，周“文”不仅是春秋中的理想了！周“文”、孔“文”并未在现代二十一世纪全然敛迹，唯一的结论是“文”中尚有价值。孔子是有慧眼的，也是有绝大错误的，因为既成事实应随其演变，使之成为“文”而不是因对它失望退而谋己之私，或全盘否定。我们还要提出极重要的一点：孔子追求的周文只是在周朝划时代的革命后的创新，其中心的创新力量还是中国先民在两千年甚至于更长时间的文的遗传。周公并没有发明“文”；他和孔子一样也是一个综合者，根据他的封建制度的综合者。中国的文被其综合并不说明其尽在于此；它也能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中得到综合的。

天命中的“文”是主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