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淮传：刚正自信善断大事宋太宗之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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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淮（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先世曾居大原大谷（今山西大谷）昌平乡，后移住冯翊（今陕西大荔），最后迁至下邽，父亲寇湘于后晋开运年间（944～946）考中进士甲科，后应诏任魏王记室参军，因功勋卓著，被封为莱国公，追赠官职至太师尚书令。寇准少时英俊豪迈，又兼勤苦功读，十四岁时，已经佳作迭出；十五岁时就能精习《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等。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仅十九岁的寇准来到京都汁梁（今河南开封）应试考中进士甲科并取得参加宋太宗殿试的资格、当时因宋太宗喜欢录用中年人，有人教寇准虚报年龄，寇准回答说：“我刚开始求进取，怎么可欺君瞒上呢？”如实申报，结果一试得中，受任为大理寺评事，实任大名府成安县（今河北成安）知县，寇准在知成安期间，政绩卓著，他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征收赋税和徭役，禁止巧借名目摊派，每次遇到赋役，从不出拘捕文书，只要将乡里和姓名在县衙门前公布，百姓没有敢延期的。后来他数年间屡屡升迁，做到判吏部东铨，宋太宗在位之际，时常诏命群臣直言极谏。一次，寇准上朝时正逢众官商议与契丹议和的事情，他听了之后，当即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契丹屡屡侵扰，只应加派精兵驻守，不可与之讲和，并将战和的利弊一一列出，受到太宗的重视，被提升为枢密院直学士，宋太宗在处理重大问题时，常常征询寇准的意见，寇准也直言相告，挽衣留谏的佳话就是在这一阶段发生的。

一次，寇准奏事，说话不称太宗的意，太宗发怒而起，寇准拉住太宗的衣服，叫太宗仍旧坐下来，事情决定后才走，太宗息怒以后细思寇准忠直言行，十发赞赏地说：“朕得到寇准，犹如唐大宗得到魏征。”淳化二年（991）春，天大旱，又闹蝗灾。宋太宗邀请近臣问时政得失，许多大臣都推说是“天意”，虚词搪塞，寇准说：“《尚书·洪范》篇讲天人之间影响；大旱可以证明刑罚有所不平。”这实际上是借题发挥，指责朝政。宋太宗怒容满面，站起身来进入后宫。

过了一会，宋太宗稍稍心平气和，又传命召见寇准，问他刑罚不平的情况，寇准要求把中书省、枢密院二府长官召来由他当面评议得失，宋太宗立即宣唤二府长官等人前来。寇准面对这些权要大臣，严辞指出：前不久祖吉、王淮枉法受贿的事发，祖吉得赃不多被判处死刑；而王淮监守自盗，侵吞国家资财多至4万，却因是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只受到杖刑，事后照样为官，这是明显的执法不平。太宗当即质问王沔有无其事，王沔连连叩头谢罪，于是太宗对王沔痛加斥责，从此，宋太宗更觉得寇准忠正廉，可委以大任，先后授任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等职。不久，又把用通天犀制作的两条珍贵玉带赐给寇准一条。淳化二年（991）九月，寇准任同知枢密院事。

在任期间他与知枢密院事张逊不合，张逊也一直想找机会整寇准、淳化三年（992）夏末，寇准与另一位大臣温仲舒出郊而行，途中遇一病人拜在他们马前呼“万岁”，当时他们并未在意，但此事却被张逊乘机抓住，唆使其心腹王宾向宋太宗告发，肆意指责寇准存有非分之想，宋太宗一看奏章，勃然大怒，立即传讯寇准，斥责他居心叵测。

寇准请温仲舒作证，张逊命王宾单独上奏，在朝廷上张逊和寇准激烈争执，唇枪舌剑，互相揭发对方的隐私，相持不下，太宗恼怒双方有失大臣体面，一怒之下，把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而贬寇准为青州（今山东益州）知州，拥立太子是寇准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宋太宗进入暮年之时，身患脚疮很重，十分痛苦，同时他也为立太子的事未能谋划决定而烦躁不安。原先曾有个叫冯拯的与别人一起上疏，表示请皇帝尽早立太子，不仅遭到了太宗的反对，而且还把他们这几个大臣贬到了岭南。从此后大家吸取教训，再没有人敢提立太子一事了。寇准虽然被贬，但没有失去太宗的信任。后来寇准奉皇帝之诏回到京城朝见太宗。等寇准行过参拜之礼后，太宗掀衣解袜给寇准看，并说：“卿怎么来得太迟？”然后就继承王位一事征求寇准的意见。

寇准不便直接回答太宗的问题，就说：“陛下为天下选择君主，不能与妇人、宦官去商量；不能与近臣去商量；只愿陛下选择能符合天下所仰望的人。”大宗听罢，低头想了很久，然后屏退左右，对寇准说提出襄王元侃这一人选，寇准以“知子莫如父”的说法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并督促太宗早下决心。立太子一事就在君臣二人的这次商谈中决定了。因协助太宗确立了太子的人选，使太宗了却了一桩心事，淳化五年（995）九月寇准拜为参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八月，宋太宗任襄王元侃为开封府尹，改封寿王，立为皇太子。此后寇准还机敏地避免了一场骨肉相恶。

太子到太庙祭告行礼回来，京城人民都聚集在道路上观看。十分高兴雀跃，说：“真是个少年天子！”太宗得知后心中不高兴，说道：“人心一下子都归化了太子，那将把我摆在什么地位呢？”寇准立刻再拜并祝贺说：“太子众望所归，是陛下的决策英明，是国家百姓的洪福。”太宗人宫后说与妃等知道，宫中的人也都前来道贺，太宗再从后宫出来，邀寇准饮酒，醉得很厉害才罢。不久，寇准又加官给事中。至道年间（995～997），寇准还曾安抚泰州（今甘肃天水一带）的番民骚乱。自唐代末年以来，渭水南边住着一批少数民族，古称“番民”。宋太宗晚年时，番民经常骚乱。太宗委派大臣温仲舒作秦州知府，温仲舒把番民集中到渭北，建栅栏堡搂限制他们自由进出。番民对此十分不满，酝酿寻隙滋事。温仲舒自以为事情办得漂亮，撰写奏章向朝廷报功。宋太宗读完温仲舒的奏章后不高兴，说：“古时羌戎在伊、洛一带和中原百姓杂处，蕃夷不大安分，一旦有事，将会重新困我关中。”

他找寇准来询问。寇准回答说：“唐朝的帝王注重汉、番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大臣们也主张不赏边功，终于形成边疆的安定局面，也出现了开元年间的太平盛世。而今封疆大支贪赏邀功，轻易地制造事端矛盾，怎能不招致祸乱呢？此事不可不防！”太宗听取了他的意见，把温仲舒调往凤翔府（今陕西宝鸡中部），改派寇准前往渭北安抚。

寇准到了秦州，把当地番民首领招集在一起，经过多次协商，决定迅速拆除渭水北岸的栅栏、堡垒，恢复了番民的帐篷、庐舍，调解了当地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从此泰州境内出现安定、和平的局面，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安无事。王道二年（996），宋太宗在京师南郊举行祭祀天地的大礼，朝中和地方的官员都得到加官进秩。寇准身为副宰相，所引荐的官员多得到地位高而职司重的台省要职，所不喜欢的或者还不了解他的才能的人，就抑低序列再升官。比如彭惟节的位次一向在冯拯之上，冯拯不服，列衔在彭惟节之上。寇准很是气愤，指斥冯拯扰乱朝廷制度，冯拯也怒不可遏地弹劾寇准擅权，并且列举出岭南任官不公平的几件事例，宋太宗对此大为不满。参知政事张洎原来与寇准的关系不错，因害怕受他的牵连，也落井下石地检举寇准诽谤朝政。

就在这时，广东转运使康戬又上告说宰相吕端、参知政事张洎、李昌龄都是由寇准引荐升官，吕端与寇准结为至交，张浪一向曲意奉迎寇准，李昌龄软弱不堪，因此寇准得以随凭个人意图扰乱法度。

宋太宗很是忿怒，责备宰相吕端，吕端也不争辩。寇准上朝时，大宗问他冯拯所讲的问题。寇准毫不相让，在朝廷上仍力争不已，还拿出中书省文书为凭，争论是非曲直。太宗斥责他在朝廷上强辩有失执政体面，但寇准仍然争辩不休，在太宗面前大论是非曲直。太宗颇觉无可忍耐，叹息说：“鼠雀还知道人意，何况是人啊！”当年七月，宋太宗贬寇准为邓州知州；次年迁任工部侍郎；后又历任河阳、同州、凤翔、开封等知州、知府。至道三年（997）宋太宗病逝，太子赵恒即位，即宋真宗。

二、促使真宗亲征

公元1印4年七月宰相李流去世，宋真宗任命毕士安为参知政事，并准备进一步拜他为宰相。在毕士安进殿谢恩时，真宗还就另一个宰相人选征求他的意见。毕士安推荐寇准，说他这人忠诚可嘉，资历深厚，善断大事。真宗说：“朕听说他刚愎自用。”毕士安说：“寇准忘身为国，坚持正道，打击邪恶，因此受到小人的诽谤与排挤，是不奇怪的。现今天下百姓虽然安居乐业，但北部边境有辽兵骚扰，危害深重，现在正是起用寇准的时候。”真宗点头称是，于是在当年八月同时任命寇准、毕士安为宰相。寇准与毕士安同居相位，二人志同道合，合作得很好。寇准忠直不阿、嫉恶如仇，屡受奸邪小人的弹劾诬陷，多亏毕士安一一为他辩解，才得以免受真宗的怀疑。

公元1004年，辽朝萧太后、辽圣宗亲自率领二十万大军南下，前锋已经到了澶州（今河南濮阳，澶音chn）。告急文书像雪片一样飞到朝廷。寇准劝真宗带兵亲征；副宰相王钦若和另一个大臣陈尧叟却暗地里劝真宗逃跑。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今江苏南京）；陈尧叟是蜀人，劝真宗逃到成都去。

宋真宗听了这些意见，犹豫不决，最后召见新任宰相寇准，问他说：“有人劝我迁都金陵，有人劝我迁都成都，你看该怎么办才好？”

寇准一看两边站着的王钦若和陈尧叟，心里早有了数。他声色俱厉地说：“这是谁出的好主意？出这种主意的，应该先斩他们的头！”他认为只要真宗亲自带兵出征，鼓舞士气，一定能打退辽兵；并且说，如果放弃东京南逃，人心动摇，敌人就会乘虚而入，国家就保不住了。宋真宗听了寇准一番话，也壮了胆，决定亲自率兵出征，由寇准随同指挥。

大队人马刚刚到韦城（今河南滑县东南），听到南下辽军兵势强大，一些随从大臣吓坏了，趁寇准不在的时候，又在真宗身边唠叨，劝真宗暂时退兵，避一避风头。宋真宗本来很不坚决，一听这些意见，动摇起来，又召见寇准。

宋真宗对寇准说：“大家都说往南方跑好，你看呢？”寇准严肃地说：“主张南逃的都是懦弱无知的人。现在敌人迫近，人心动荡。我们只能前进一尺，不可后退一寸。如果前进，河北各军士气百倍；如果回兵几步，那么全军瓦解，敌人紧紧追赶。陛下想到金陵也去不成了。”宋真宗听寇准说得义正辞严，没话可说，但是心里还是七上八下，定不下主意。

寇准走出行营，正好碰到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寇准冲着高琼说：“您受国家栽培，该怎么报答？”高琼说：“我愿以一死报国。”寇准就带着高琼又进了行营，重新把自己的意见向宋真宗说了一遍，并且说：“陛下如果认为我的话不对，请问问高琼。”高琼在旁边接着说：“宰相说的话是对的。禁军将士家属在东京，都不愿南逃。只要陛下亲征澶州，我们决心死战，击败辽兵不在话下。”宋真宗还没开口，寇准紧接着又逼了一句说：“机不可失，请陛下立刻动身！”在寇准、高琼和将士们的催促下，宋真宗才决定动身到澶州去。

这时候，辽军已经三面围住了澶州。宋军在要害的地方设下弩箭。辽军主将萧达兰带了几个骑兵视察地形，正好进入宋军伏弩阵地，弩箭齐发，萧达兰中箭丧了命。辽军主将一死，萧太后又痛惜又害怕。她又听说宋真宗亲自率兵抵抗，觉得宋朝不好欺负，就有心讲和了。

澶州城横跨黄河两岸。宋真宗在寇准、高琼等文武大臣的护卫下，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这时候，各路宋军也已经集中到澶州，将士们看到宋真宗的黄龙大旗，士气高涨，欢声雷动。

萧太后派使者到了宋朝行营议和，要宋朝割让土地。宋真宗听到辽朝肯议和，正合他的心意。他找寇准商量说：“割让土地是不行的。如果辽人要点金银财帛，我看可以答应他们。”寇准根本反对议和，说：“他们要和，就要他们归还燕云失地，哪能再给他钱财。”但是，宋真宗一心要和，不顾寇准的反对，派使者曹利用到辽营谈判议和条件。曹利用临走的时候，宋真宗叮嘱他说：“如果他们要赔款，迫不得已，就是每年一百万也答应算了。”寇准在旁边听了很痛心，只是当着真宗面不便再争。曹利用离开行营，寇准紧紧跟在后面，一出门，一把抓住曹利用的手说：“赔款数目不能超过三十万，否则回来的时候，我要你的脑袋！”曹利用知道寇准的厉害，到了辽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定下来，由宋朝每年给辽朝银绢三十万。

曹利用回到行营，宋真宗正在吃饭，不能马上接见。真宗急着要知道谈判结果，就叫小太监出来问曹利用到底答应了多少。曹利用觉得这是国家机密，一定要面奏。太监要他说个大概，曹利用没法，只好伸出三个指头做了个手势。太监向真宗一回报，宋真宗以为曹利用答应的赔款数目是三百万，不禁惊叫起来：“这么多！”他略略想了一下，又轻松起来，说：“能够了结一件大事，也就算了。”他吃完饭，就让曹利用进来详细汇报。当曹利用说出答应的银绢数目是三十万的时候，宋真宗高兴得简直要跳起来，直称赞曹利用办事能干。接着宋辽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朝每年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不用说，这笔巨额赔款，长期成为北宋人民额外的沉重负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澶渊之盟”。澶州之盟后，宋辽罢兵，两国边境相对较为平静，宋真宗对寇准也更加器重，全权委托他处理朝中大政。

三、风雨宦途

寇准辅政，一向赏罚分明：举贤任能，破格用人；惩治邪恶，罢黜庸吏。有一次任命官员，属下拿着官吏名册，打算依次晋升。寇准却说：“宰相之责，在于提拔忠良贤才，罢黜奸佞不肖之徒，倘若按名册先后用人，这是一个小小官吏就可以办到的，那还要我这个宰相作什么？”由于寇准治政有方，到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给他加官中书传郎兼工部尚书。

自从澶州结盟之后，寇准也不免有些飘飘然起来了。因而也给人以可乘之机；他以后在上层集团的斗争中接连走下坡路，其根源也在于此，王钦若等佞臣自从劝真宗进金陵遭到寇准痛斥之后，一直忌恨在心，如今见寇准权重朝班，更是愤愤不平，时刻伺机倾陷寇准。景德三年（1006）的一天，宋真宗会见文武百官，散朝之后寇准先自运班，宋真宗敬慕寇准，泣目远送他出朝。

这一情景被王铁若看在眼里，他对真宗道：“陛下如此敬重寇准，想必是他立下保卫国家的大功吧？”真宗点头称“是”，王钦若出其不意地说：“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反以为寇准有功于国，究竟是何道理！”宋真宗感到惊愕，王钦若接着说：“城下之盟，为《春秋》所耻，澶渊之盟正是在大敌逼进城下而签署的盟约，陛下以大国皇帝的尊严，竞然订城下之盟，世上还有比这更大的耻辱吗！”这话使宋真宗脸色大变，现出羞怒之色。

王钦若继续火上浇油，说道：“陛下想必听说过赌博的事，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倾尽其所有来作赌注，这叫做‘孤注一掷’。澶渊会战时，寇准正是拿陛下来孤注一掷的，这岂不是危险吗？”王钦若的挑拨，使宋真宗渐渐地疏远了寇准，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又失去了一位益友的帮助。

景德三年（1006）二月，真宗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贬官为刑部尚书，出任陕州（今河南陕县）知州，同王旦为相，后来，寇准又改任户部尚书，兼知天雄军，有一次萧太后派遣的使臣路过此处，见到寇准后，明知朝廷忠奸不分，使贤臣蒙屈遭贬，却佯作不知，挑拔地说；“寇公德高望重，因何不在中书省做官，却到天雄军来呢？”寇准听了此言，感慨万端。但他却不动声色。巧妙地回答：“如今朝廷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钥，非我执掌不可。”景德三年（1006）寇准罢相之后，王钦若、陈尧叟等人治国无方，惑主有术，更加上一班佞臣狼狈为奸，营私舞弊。大中祥符元年（1008），王钦若建议用封禅来“镇服四海，夸示我国”。封禅要有天瑞之应，他们合谋伪造“天书”，企图用以自欺欺人，然后就封泰山，谒孔庙，祀汾阳，尊道祖。三司使丁谓附会王钦若，奉献了《封禅祥瑞图》；经度制置副使陈彭年、内侍刘承等则协助陈尧叟讲古典，大修宫观；林特十分工于心计，为他们搜刮财贿。这五个人沆瀣一气，吹吹拍拍，扰乱朝纲，被称为“五鬼”。宰相王旦看在眼里，气在心头，然也敢怒而不敢言。大中符七年（1014）六月，枢密使王钦若、陈尧叟终因罪恶昭彰被免官。宰相王旦趁机推荐寇准，把他调进京师，委任为枢密使，寇准上任后又与五鬼之一、新任三司林特势不两立，多处发生冲突，林特当时正蒙厚宠，以河北道岁输绢足不够数，督促地方缴纳很急，寇准却在暗中帮助转运使李士衡从中阻挠，还请求惩治三司长官及其属吏。

由于不能满足朝廷的奢侈费用，引起宋真宗的不满，对王旦说；“寇准性情偏激和从前一样。”王旦不敢违抗圣意，只得批评说：“寇准喜欢别人感激他的恩惠，又要人惧怕他的威望，都是当大臣所忌讳的，而寇准却反而认为这是自己应该做的，这是他的短处。”王旦所说的的确是事实。王旦自己不仅能容忍寇准平日的挑剔、顶撞，而且竭力保护这个刚正、贤能的同事。他曾多次向真宗褒扬寇准，但僵局仍无法挽回。大中祥符八年（1015）四月，寇准终于又被免职，左迁为武胜军节度使、同平章判河南府，徙永兴军。天禧三年（1019）三月，为讨宋真宗的欢心，巡检朱能与内侍都知周怀政通谋，伪造了“天书”放在长安西南的乾佑山。

当时寇准已调往此地任永兴军长官，宋真宗很想得到所谓的“天书”，但一些大臣极言此事虚妄无稽，一再劝阻，真宗问王旦，王旦说：“当初最不信天书的是寇准，如今天书降世，须令寇准进献，官民才能信服，”于是，真宗命周怀政晓谕寇准，寇准原先并不愿做这种荒诞不经的事情，但由于其女婿王曙从中怂恿，完全勉为其难。

当时，有个门生鉴于朝中群小猖狂、人情险恶，况且寇准又过于刚直，日后难以免祸，于是献计说：“您走到半路假称有病，上书坚决请求补为外官，这是上策；如果在见到皇帝时主即揭发天书是假的，就可以保全平生名声，这是中策；倘若进天书而晋身为宰相，是下策。”寇准功名心重，听不进门生的劝告，宋真宗见寇准进献“天书”，自然大喜过望，亲自将他迎人禁中，天格三年（1019）六月，王钦若因罪免相，寇准接任宰相，兼任支部尚书。当时陕州有个隐土、诗人魏野曾就进献天书一事，写诗讽刺寇准。寇准后来也深悔莫及，曾写律诗《赠魏野处士》，在诗中对自己身陷名利不能自拔感到懊悔。真宗天禧三年（1025），南郊祭天地，进寇准为尚书左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此时真宗得风疾，刘太后参预朝政，寇准请屏去从人，奏说：“皇太子众望所归，愿陛下念宗庙社稷之重，传以帝位，选正直振奋臣辅佐。丁谓、钱惟演都是小人，不宜辅佐少主。”真宗认为寇准说得很对。寇准密令翰林学士杨亿起草表章，请太子监国，还打算请杨亿辅佐。后来这个计划泄露，寇准罢了太傅，封莱国公。当时周怀政惴惴不安，担心获罪，便策划谋杀大臣，请罢太后于政，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恢复寇准的相位。客省使杨崇勋等将此事报告丁谓，丁谓当夜微服乘牛车到曹利用家商议，次日上明奏闻。周怀政被处死，寇准降为太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贬道州司马。

真宗起初并不知道，过些天问左右说：“我好久没有见到寇准，这是怎么回事？”左右不敢回答。真宗驾崩时也说只有寇准和李迪可以托付后事，可见真宗如此推重寇准。

四、运出朝廷客死雷州

寇准到达道州贬所以后，每天早上起来，身穿朝服升堂理政。公务之暇，他又专门起造了一座藏书楼，在里面放置经、史、佛、道等方面的书籍，常常在这里手不释卷地反复习诵。遇有宾客到来时，寇准热情招待，谈笑风生，经常是通宵达旦。这时的寇准，自然没有了当初庙堂显贵时的显赫际遇，但过得薄洒自如。然而，祸不单行，寇准再次遇到了麻烦。丁谓知道李迪与寇准的关系很好，担心日后大局变化以后，身为宰辅的李迪会将寇准推荐给新皇帝一于是，丁谓就勾结刘皇后，在当年四月再次把寇准贬为雷州司户参军，同时又凭空捏造李迪私结朋党，也把他贬为衡州（今湖南衡阳）团练使。

为把李达驱逐出京，丁谓简直是丧心病狂，不择手段，有人觉得不忍心，对丁说：“李迪如果死在贬所，丁公如何受得了读书人的舆论！”丁谓放肆地回答：“他日好事书生记述此事，也不过写上‘天下惜之’四字而已。”为了把寇、李二人赶上绝路，丁谓又挖空心思想出一条毒计：在传达刘皇后懿旨时，故意在中使（太监）马前悬挂一内插宝剑的锦囊，并有意让到穗飘在外面，使人误认是降旨赐死的样子。

李迪为人正直，一见就误以为是降旨赐死，便主动要求自裁，幸好遇到他儿子和宾客的救护，才避免了枉尽性命。中使来到道州时也是如法演试。

但寇准并不是傻子。当时寇准正在和郡中下属在府内痛饮，众人见到中使到来时杀气腾腾的样子，惊慌失措，十分惶恐，寇准却神色自若地对中使说：“朝廷如果是赐下臣死，下臣要亲自看看圣旨。”

寇准镇定自若地按规矩在院庭中进行了叩拜，然后升阶继续宴饮，直至日暮才结束。第二天寇准就打点行装南下了。乾兴元年（1022），寇准迁到雷州（今广东海康）。此时寇准已年逾花甲，乾兴元年六月，丁谓也团伙同内侍雷克恭擅自改动建造皇帝陵墓的计划，获罪名官，及后又查出他勾结女道士刘德妙欺君罔上的罪行；两罪并罚，丁谓被贬为崖州（今海南岛）司户参军一丁谓到崖州的中途要经过雷州，寇准听到丁谓到来的消息，就派人携带一只蒸羊，在雷州边境送给丁谓，一方面借以表示自己的胸怀，另一方面有将丁谓拒之于门外的意思。寇准听到家僮谋划为他报仇之事，叫他们赌博，不得出门，等丁谓走远了才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