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遵义会议上，讽刺毛主席不会打仗的凯丰，最终的结局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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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中旬，贵州北部军事重镇遵义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私人官邸的临街牌楼中，针对博古、李德等人错误路线的讨论却非常的激烈。

这正是红军重要转折点之一的遵义会议，而在这场会议中，中央对于“左倾”主义的错误思想进行了严正的批判，然而却并不缺乏仍然支持这一错误思想的人进行反驳。

甚至还有人为了继续支持博古的错误路线，竟然出言讽刺扭转红军败势的毛主席不会打仗：你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中学来的，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然而这一席话在事实面前却显得苍白无力，毛主席对此也是非常平静地进行了反驳，反而是发难的人被毛主席的反驳给问住了，这也给当时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在遵义会议上出言讽刺毛主席的人便是凯丰（原名何克全）。

争论激烈的会议现场

1935年1月15日，随着红军进入贵州遵义，这场改变红军命运的会议也随之而召开，当时红军的形势虽然有所缓解，但国民党反动派的追击仍然十分凶猛，丝毫不给红军喘息的机会。

因此遵义会议的召开也非常紧急，但更紧急的是对党内存在的错误路线进行及时地拨乱反正。

为此毛主席当时几天几夜睡不着，与陈云、聂荣臻等同样意识到错误路线的领导人交流总结错误经验和教训。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作为这场会议的发起者，也俨然成为了许多人的发难目标，这些人自然是那些坚持拥护博古、李德的人，他们反对剥夺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和领导地位。

博古在会议中也极力地为自己开罪，想要将自己与李德所犯的思想错误和红军因为他们所遭遇的困难环境全部推到客观原因上，一直强调红军遭遇这样的险境，是因为反动派敌人过于强大。

博古企图就以这样的理由和借口，将自己和李德在指挥上犯下的错误推脱得一干二净，可毛主席早已经将他们犯下的错误全部总结了出来。

毛主席对博古、李德等人所犯下的错误和造成的后果进行了一一列举，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德再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一直强调的短促突击战术。

可实施这种战术需要在人员数量和火力配备上形成优势才能发挥作用，当时红军的数量和火力配备根本达不到这样的条件，因此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然而博古和李德却将失败的原因全部归咎于一线指挥官，甚至还为此处罚了很多一线指挥官，这也体现了博古李德等人独断专行的错误行径和错误思想。

面对这样铁一般的事实，博古彻底哑口无言，此时的他也只能寄希望于仍然支持他的人，但是此时支持博古的人，也明白不能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支持博古。

就在此时，一直密切注意会议上情况的红九军团中央随军代表凯丰站出来力挺博古道：

“你的军事战略不过都是从《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中学来的，现在根本用不上了！”

凯丰在当时还是博古的坚定支持者，在会议召开前，还曾在博古的授意下“规劝”聂荣臻继续支持博古，然而清楚认识到博古的错误的聂荣臻根本不为所动，也因此被凯丰称为“顽固的人”。

此时的凯丰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才是那个“顽固的人”，继续支持错误路线上的凯丰，还为此出言讽刺毛主席，这一幕也给毛主席以及与会的其他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很多人因为对毛主席的偏见，根据毛主席看书的爱好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思想归功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身上，这无异于是对毛主席贡献的否定。

而这也是为数不多能让毛主席感到伤心的地方，但是毛主席的情绪并没有因此而产生太大的波动，反而是非常平静的反问凯丰：

“你读过《孙子兵法》吗？你知道《孙子兵法》有几章？第一句话说的又是什么？”

毛主席平静的反问反而让气势汹汹的凯丰哑口无言，凯丰的强硬并不能改变遵义会议的结果。

最终博古、李德的军事主权被剥夺，并由时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暂代博古的职务，同时红军也确立了以毛主席为核心的重要决定。

而凯丰的错误立场，与其早前的苏联留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凯丰此人

凯丰出生于1906年的江西萍乡，中学时期接触到革命思想后，革命的信念便已经在他的心中扎下了深厚的根，考入武昌中山大学后也接触到了许多革命报刊，这让他走上革命道路。

他真正投身于革命是在1926年，暑假回老家的凯丰，在革命军中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投身于当地农会的建设之中，而且还成为了农会出色的宣传干事，也开始逐渐接触马列主义。

回到学校之后，凯丰很快就被上级党组织发展，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又因为表现出色得到了上级的重视，并被任命为武昌中山大学的党支部书记。

在此期间凯丰便发挥了出色的理论宣传能力，在中山大学期间更是通过宣传发展了很多的热血青年，也因此更加受到上级的重视，开始担负更加重要的革命工作。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人倒在了反动派的屠刀下。

就在此时，凯丰突然接到上级的命令准备前往上海，对于上级的这个决定，凯丰还有些摸不着头脑。

上海不是敌人的白色恐怖中心吗？此时前往上海难道是要执行非常艰难的任务？

直到在组织的安排下到达上海之后，凯丰才知道党组织决定将他在内的很多我党的优秀同志送往苏联进行学习，而这也给凯丰在后来立场上犯下的错误埋下了伏笔。

凯丰到达苏联时，在1926年就已经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博古，作为代表迎接了才到达苏联的凯丰等人，两个人也正是在这一时间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关系。

而在凯丰等人回到国内时，也一直在博古的领导下工作，因此凯丰对博古非常的信任，而博古因为留苏的经历，对党内有过留苏经历的同志更加信任一些。

然而博古在苏联学习期间，对国内的情况并不是很了解，这也导致在他回国之后，对国内的敌我形势出现了错误的判断，而且因为留苏的经历，对其他的同志并不是非常关心。

这也就导致很多支持博古的人也受到了这样的影响，其中自然也包括凯丰。

遵义会议后，凯丰陷入了一个很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毛主席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的浅薄，红军的每一次起死回生都让他愧不敢当。另一方面，此时的他再表达后悔之意，自觉有些晚了。

实际上，遵义会议结束后我党并没有放弃博古等同志，而是非常耐心地帮助这些同志认清自己的错误并进行思想的改正，这也是我党的一贯原则，对待同志要有耐心。

在两个月之后，凯丰就通过党组织的帮助和切身实地的感受，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博古等人的错误。

他非常认真地对待自己的曾经犯下错误的事实，并且极力的对自己曾经所犯下的错误进行弥补。

在红军到达陕北后，他还积极参加了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

特别是在张国焘意图进行分裂时，凯丰更是直接站出来表示反对，并且还为此特意做调查写了一篇批判张国焘的文章，而这也是第一篇公开批判张国焘的文章。

对于一位光明磊落、知错能改又非常有能力的同志，我党自然是非常宽容的，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十分重视凯丰，而凯丰也仍然在自己熟悉的宣传阵地上作战。

重返正途

1937年，全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我党在洛川召开了洛川会议，对抗日的形势和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凯丰在上级的命令下参加了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建议。

1937年11月，由红军大学改编成的抗日军政大学如火如荼地在陕北大地上展开了工作，许多热血青年及国内外的爱国人士纷纷加入抗日军政大学。

在学员中不乏有许世友、陈赓这样的红军猛将，也有东北军少帅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以及从北平及全国各地奔赴而来的大学生们，如此一来原来的校歌就不再适用了。

毛主席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于是便提出为抗日军政大学重新写一首校歌，并且想起了一直在宣传阵地上战斗的凯丰，将这向光荣又意义重大的任务交给了凯丰。

凯丰接到这个任务后非常激动，但同时也意识到这个任务意义重大，新的校歌一定要符合抗日军政大学的精神，同时也要具有记忆性便于传唱，还是具有一定的难度的。

为此凯丰选择到抗日军政大学中寻找灵感，当他看到积极向上苦练本领的学员们积极的抗日热情后，顿时感觉心潮澎湃，很快就写出了歌词的初稿并交由负责作曲的吕骥。

凯丰圆满地完成任务后，毛主席更是没有吝啬自己的称赞之词，只是凯丰当时仍然还在为自己在遵义会议上的错误和讽刺之言非常内疚。

凯丰在后来的宣传工作中，也经常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提出来，警醒自己的同时还能够起到帮助其他同志进行自查和改错。

193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为了迎接“七大”，成立了“七大”准备委员会，在党的理论宣传战线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凯丰，也被任命为准备委员会的委员，这也让他更感受到了身上责任重大。

很快随着全面抗日战争的逐渐激烈，以及部分国民党顽固派对我党的别有用心，我党决定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基础上，再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全部交由身为主任的周恩来负责。

这个工作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因为蒋介石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伊始，就仍然对我党抱有敌视心理，对我党的工作也是极力推阻，甚至还会派出特务残忍地杀害我党的成员。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凯丰仍然将宣传工作做得如火如荼，武汉失守前凯丰又跟随组织前往斗争环境更为严峻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凯丰在宣传阵地上做出的贡献也被组织看在眼里，1941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的凯丰，被调回革命圣地延安担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他这次回到延安后，与毛主席的接触逐渐频繁，也更意识到了毛主席的正确性。

凯丰曾在与毛主席交流时说道：

“当时我对中央苏区所犯下的错误并不够了解，但是在遵义会议上却坚持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现在想起来也是非常的可笑，也正是在中央的批评下，才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毛主席对此虽然印象深刻，但对凯丰这样的态度非常赞赏，并且还特意在写给凯丰的一封信中写道：

“不愉快的事情，过一会儿也就好了。”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担任沈阳市市委书记。

其在任期间，沈阳市成为了我国第一个工业城市，其中也不乏凯丰做出的努力和贡献。

即使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凯丰也组织起了卓有成效支援前线的事业。

1953年，凯丰再次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但上任后不久就被查出肝癌晚期，已经不能再继续高强度的工作了。

即使当时上级给予了凯丰最好的治疗条件，可面对肝癌这种不治之症，凯丰的身体情况还是在逐渐地恶化。

1955年3月23日，凯丰于北京逝世，年仅49岁。

凯丰一生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都为党和国家做出过贡献。而在他犯错之后，最感念的也是他当初口诛笔伐的毛主席。

他曾错误地走上歧途，但毛主席和党内同志将他拉了回来，让他得以最终看到革命的胜利。他早已承认，不论是战略思想还是为人品行，毛主席都不是他曾经认为的那样。

英雄应当不问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