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为这些名作出自蒋介石之手，其实不是，原作者都服毛主席

老覃昨天写了《〈沁园春〉发表，引出跟风之作无数，毛主席只认可这个才女的作品》，里面有提到，毛主席的作品《沁园春·雪》在重庆的民营报纸《新民报》上发表后，在文坛和政界引发了不小的震动，一时间，山城纸贵，人人争相颂读，赞叹不已。

蒋介石异常恼怒，他找来自己的“文胆”陈布雷，要陈布雷也来一首，把《沁园春·雪》压下去。

陈布雷说《沁园春·雪》“气度不凡，气吞山河”，认为自己难望项脊，遑论压倒了。

蒋介石不信邪，他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下传达命令，要求各地、各级党部的文字工作者，每人都步《沁园春·雪》原韵填词上交，准备从中择优发表，一顿乱棍把《沁园春·雪》原作打下去。

结果，山城重庆出现了好一阵“蝉鸣鸦噪”的场面，弄得乌烟瘴气，自始至终，没有一首跟风之作上得了台面。

现在，老覃来说说陈布雷其人。

陈布雷的“布雷”二字，是笔名；他的本名为训恩，字彦及。

陈布雷出生于1890年，比毛主席大3岁，比蒋介石小3岁，是浙江宁波慈溪人，和蒋介石是老乡。

陈布雷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自认为笔底有风雷，在上海《天铎报》作记者时，开始以“布雷”笔名写社评。

陈布雷的文字功夫了得，初涉报界，即享大名，成为了各大报社争取的对象，先是转到《申报》任主笔，后又转到《商报》任编辑部主任。

一来二去，陈布雷的才名惊动了陈果夫。

陈果夫看好这个年轻人，投其所好，时不时把一些国民党圈内的决策透露给他。

陈布雷立刻如虎添翼，据此评析时局，营造出一种极具先见之明的派头，引起世人瞩目，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从而成为了蒋介石的“御用”笔杆子、“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

从1935年起，陈布雷先后历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最高国防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

现在，很多人都说蒋介石“著作等身”。

其实，这等著作的绝大部分是他人捉刀代笔。

陈布雷才情如海，笔耕一生，却没有一部半部传世文集，是因为他把才情和文字全部卖给了蒋介石。

也就是说，蒋介石的“著作”，陈布雷是主要枪手之一。

蒋介石的文稿、演讲辞，十之八九是陈布雷的作品。

被记在蒋介石名下的那一篇“抗战宣言”，至今尚为许多不明真相的“果粉”们所称道。

其中的那一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也的确在当时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斗志，为中国四万万同胞所广泛传诵。

但是，这篇“抗战宣言”从头到尾的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是陈布雷写的。

蒋介石只不过是照本宣科地对着讲稿一字一句地大声朗读罢了。

甚至，蒋介石最为著名的《西安半月记》，陈布雷也曾坦承是他执笔代写的，日记里面那个临危不惧、睥睨四海的领袖形象，是他秉承蒋介石之意刻意虚构出来的。

陈布雷不但文章写得好，诗词造诣也很高。

郭沫若五十岁生日时，陈布雷挥毫赋了一组七绝作贺，首首均是佳作。

但是，他读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顿生李白那种“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觉，自愧不如，公开违抗蒋介石的命令，拒绝步《沁园春·雪》原韵填词。

的确，要老覃说，知道无论作文还是赋诗，即使你文采风流，词句华丽，流光溢彩，诗文里的气势，却是作者与生俱来的，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强求不来的。

毛主席的《沁园春·雪》，触景生情，气势喷薄，一贯到底，写天、写地、写长城、写莽原、写雪，由冬雪联想春晴，由春晴联想骄阳艳丽、江山多娇，然后评古论今，历数诸历史大人物，均不在眼里，最后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当真是震聋发聩，精神十足！

陈布雷向以“才思敏捷、笔扫千军”自负，读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心生惧意。

1947年12月25日，毛主席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作了《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主要是分析新形势的变化，提出了人民解放军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发展方向。

蒋介石后来搞到了毛主席的这个报告文本，认认真真地看了。

看后的第二天，他带到办公室，一把塞给陈布雷，很不高兴地说：“你看人家的文章写得多好！”

蒋介石的意思，陈布雷懂。

蒋介石这是埋怨他陈布雷不多写几份好文章来压压对手。

陈布雷拿起文稿一看，知是毛润芝的作品，有些沮丧、有些无助，也有些顶撞地说：“人家的文章是自己写的！”

蒋介石被陈布雷这一顶，想起自己连日记都要他人捉刀，脸红一阵、青一阵，任声不得。

陈布雷自杀于1948年11月13日，终年59岁。他在遗书中称“衰老疲惫，思想枯涩钝滞”，似乎是不堪重负，一死以求解脱了。

1949年元旦过后，毛主席连续为新华社写社评，发表《论战犯求和》、《关于时局的声明》等文。

蒋介石越读越不是滋味，他和自己的另一个“御用”文人陈方讨论，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写出这种文章来？

陈方诚恳地说，这些文章一看就是毛润芝的手笔，他的胸襟气度非寻常人可比，他的文章诗词又岂是他人所能企及的？

蒋介石听了，内心阵阵悲凉。

最后补充一下，陈布雷未死之时，蒋介石的“著作”不断增多；陈布雷死后，蒋介石的“著作”可不能停滞不增。

这个道理，蒋介石懂。

蒋介石很快就聘请到了精通儒学、经史，并且在美国俄克拉荷马获人文科学博士学位的湖南人秦孝仪为自己的侍从秘书。

秦孝仪随蒋介石到了台湾后，除以“总统府”秘书的名义续任蒋介石“文胆”外，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文宣组副组长、中央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秦孝仪也很服毛主席，认为毛主席笔下的文字通俗易懂，文字里的思想却很深刻。

对于蒋介石，秦孝仪晚年坦承，从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之日始，到蒋介石过世，蒋介石所发表的政策文稿，几乎全部出于他的手。

甚至，那篇被台湾各级学校学生拿来背诵的“蒋中正遗嘱”，也是他写的。

遥想当年，秦孝仪在构思写这份“遗嘱”时，原句是“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破题的。但遗嘱公开，经众多见证人签名后，笃信基督的宋美龄发现遗嘱全文全然没有提到一句自己的“达令”信仰基督耶稣之事，大感不快，喝命秦孝仪速速补上。秦孝仪无可奈何，因“无时不以”之后有为避尊者名讳而留下的半行空格，于是就占了这半行空格，强加了“基督耶稣与”五个字，成了“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但是，蒋介石信奉基督教佛是在1927年和宋美龄之后的事，与“余束发以来”便是“耶稣基督信徒”格格不合。

蒋介石泉下有知，当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