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火烧圆明园后，曾国藩与左宗棠反应为何截然不同？

虽然清政府晚期昏聩无能，对内残忍暴虐，对外卑躬屈膝，但这段时期还是涌现了不少名臣。尤其“晚清中兴四臣”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推崇，而声威赫赫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都名列其中。

虽然都是中兴名臣，而且曾国藩对左宗棠还有知遇之恩，但他们后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

甚至两人因此产生了冲突和矛盾，虽然不至于撕破脸，但曾经的好友还是走向了分道扬镳的结局。

之所以会这样，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三观不同，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内心的坚持都差别很大。这一点在两人对“火烧圆明园”的不同反应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火烧圆明园

英法联军的暴行

对大部分国人来说，圆明园已经成为了大家心中永远的痛。每次提到都会立马想到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近代史，对晚清的唾弃和不满也会随之涌上心头。

“火烧圆明园”发生在公元1860年，它其实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收尾。这场持续了5年的战争，以1856年的“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开端，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下北京后结束。

其实圆明园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当时的英法联军只有18000人，想要攻破北京这样坚固的城池绝非易事。

而且在早些时候的大沽防守战中，清军就曾经打退过英法联军，可见后者是可以被战胜的。

圆明园

可惜的是，面对气势汹汹的英法联军，大清上下从皇帝到大臣，几乎都没有抵抗之心。

联军刚刚打到通州，咸丰帝就带着后妃仓皇逃窜，早早躲到了热河的避暑山庄。

皇帝和重臣都不战而溃，那士兵们自然也很难有顽强的抵抗意志。就这样，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于10月18日攻入了北京城。

进入北京城之后，英法两国为了报复清廷，放开了对士兵的限制，允许他们在城中烧杀掠夺、肆意妄为。两国的士兵都很清楚，老百姓没什么油水，所以他们第一时间把目光放到了皇家生活的地方，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圆明园。

其实不少人对这场悲剧的认识是比较片面的，因为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身上。其实在1860年，英法联军丧心病狂地烧毁了大清皇家的三山五园，而圆明园仅仅是其中之一。

圆明园

在这场持续了3天3夜的疯狂掠夺中，英法联军一共抢走了超过150万件的文物，其中不仅包含了来自先秦时期的珍贵青铜器，而有历朝历代最优秀的书法字画和各种奇珍异宝。

回过头来看，“火烧圆明园”不只是中国人的苦难，它几乎就是19世纪欧洲列强殖民掠夺的缩影。

甚至这件事在英法两国内部都不乏反对的声音，比如大文学家雨果就曾怒斥两军的暴行。

然而有些国人不仅对英法两国的暴行熟视无睹，还试图替对方洗白和辩驳，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妄称“圣人”的曾国藩。

英法军

曾国藩的“逆天”言论

1860年对于清政府和北京、天津的民众来说绝对是一个黑暗的年份，但是对远在江南的曾国藩来说，却是他人生最得意的日子。

这一年的4月，曾国藩率领部下在太湖中大破陈玉成的部队，重创了太平天国的主力水军。与此同时，他的竞争对手何桂清却掉了链子，后者的一个重大误判直接导致苏州和常州接连失陷。

此消彼长之下，曾国藩在1960年的6月，顺利升任两江总督，彻底把江南的军务揽在自己手中。

当北京陷落的消息传来后，一直打着“为国为民”旗帜，力图做一个“圣人”的曾国藩却诡异地保持了沉默。他既没有抨击英法联军的暴行，也没有表现出北上勤王的意图。

曾国藩

不过，曾国藩对英法两国的态度却在他1862年所写的笔记中彻底暴露，他是这样评价的：

“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在曾国藩这位湘军首领看来，洋人对北京的劫掠和残暴行径仅仅只是“小错”而已，并且对方还没有毁坏大清的宗庙社稷，实在是让他有些感动。

这种骨子里对洋人的卑微谄媚如今读来还不由得让人怒火中烧，曾国藩对英法暴行轻描淡写的态度实在是人神共愤。不仅如此，曾国藩还不忘强调洋人曾经对中国的恩德，他反反复复强调不能因为对方的一些“小小”恶行就忽略曾经的大恩。

看到这里，相信不少人会感到疑惑，欧洲列强连续两次发动“鸦片战争”，为什么曾国藩反而认为他们是恩人呢？这是因为曾国藩和蒋介石有着高度一致的三观，他们两人都是“攘外必先安内”这个理论的坚定践行者。

曾国藩

曾国藩真心实意地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才是满清的腹心大患，而洋人占领的那“一点点”领土不过是癣疥之疾，完全动摇不了清廷的根基。

在打击太平天国运动这件事上，英法等列强一开始选择了作壁上观，后来发现洪秀全等人完全无法掌控后，便转头支持清廷。

他们不仅成立了联合武装来剿灭太平军，还给曾国藩的湘军提供了不少帮助，比如武器和航路的支援。

因此，在曾国藩看来，英法的帮助是实打实的，至于他们屠杀百姓，劫掠京城，不过是毫不起眼的“冒犯”而已。

这就是曾国藩对英法联军的态度，这个被无数士大夫吹捧的“圣人”对百姓竟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惜，对国家也没有一分热爱。他的眼里只有自己的官位和前途，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曾国藩

左宗棠的爱国情怀

作为和曾国藩其名的“中兴四臣”，左宗棠对“火烧圆明园”的评价完全不同。

他在得知京城陷落、无辜百姓被屠戮的消息后，悲愤到无以复加，甚至气到彻夜难眠。

此时的左宗棠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军务参赞，他没有被所谓的“大局”牵绊，内心里只有最纯粹的家国情怀和爱民之心。

虽然后来在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所在的部队也收到了来自英法两国的援助。但左宗棠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些野心勃勃的列强，他对洋人的态度一向是警惕和疏离。

这一点在左宗棠成为高官之后依然没有任何改变，比如他在巡视上海的时候，就从不给洋人优待，对租界一视同仁，完全无视后者的所谓“规矩”。一旦发现问题，就立马进行处理，绝不姑息。

左宗棠

而左宗棠这种强硬的态度不仅没有招来灾祸，反而有不少外国人对其表示尊敬。这些人在左宗棠巡视的时候，还展现出彬彬有礼的样子。

可见，傲骨铮铮的君子在哪里都会被人重视。

到了后期，左宗棠对洋人的强势甚至成为了一种威慑力，不少洋人听到他的名字就会感到害怕。甚至沙俄在逼迫清政府签订条约的时候，因为听到左宗棠要回京述职，其代表立马选择了让步。

就连美国学者都对左宗棠赞不绝口，评价其为“国家之光、民族之光”，视他为支持清政府的栋梁。

可以这么说，左宗棠的报国之心从始至终都未曾变过。正是因为怀着这份对人民和土地的热爱，他才会在60多岁的高龄率领湘军跋涉进万里去收复新疆。

左宗棠

而且因为年龄过大，左宗棠在上战场之前就已经做好了以身报国的准备，他在出行之前就为自己准备好了棺椁。而“左宗棠抬棺西征”的故事在民间一度也非常盛行。

在出发之前，左宗棠制定了完善的进攻计划，他提出的“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得到了官兵们的一致认可。

1876年，左宗棠率军到达酒泉，正式对强占新疆的古柏">阿古柏发起了进攻。

在他的运筹帷幄和湘军的拼死作战下，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新疆全境就被收复。

左宗棠的西征具备非常重要的意义，此战不仅粉碎了英俄两国侵占新疆的野心，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安全；还为之后的新疆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这里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左宗棠

后世的评价翻转

需要注意的是，在清末民初的这段时间里，曾国藩的知名度和认可度都远远高于左宗棠。前者收获了无数文人士大夫的肯定，还被冠以“半个圣人”的超高评价，足见其声望之隆。

而收复新疆、主持洋务运动的左宗棠虽然也颇受好评，但是文人墨客对其的歌颂其实远逊于曾国藩。

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追捧曾国藩的声音都屡见不鲜，不少人被一些书籍误导，以为曾国藩真的是“国人精神之典范”。

进入网络时代后，随着普通人对历史了解的深入，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大众认可度也出现了翻转。曾国藩伪君子的一面被很多人发现，尤其是他在天津教案中对洋人阿谀奉承，对国人重拳出击的形象更是让不少历史爱好者大失所望。

而左宗棠“抬棺西征”的义举则在网络中被更多的人熟悉，这位爱国爱民、对洋人不卑不亢的中兴之臣收获了大量的好评。不少人认为，新疆如今能安稳掌控在中国手中，左宗棠绝对居功至伟。

左宗棠

结论

总的来说，从对“火烧圆明园”这件事的态度上，就能看出来曾国藩和左宗棠的不同。

前者虽时刻把儒学经典挂在嘴边，但并没有发自内心地认可“仁义爱民”的孔孟之道；而左宗棠虽然貌似粗豪，却时刻践行着儒家忠君爱国、施政为民的理念。

古人讲究“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曾国藩在这方面几乎做到了极致，所以他在世时搏得了一众好评。

所谓“真金不怕火炼”，谁是虚假的儒学门徒，谁又是真正的民族英雄，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参考资料

《左宗棠全传》——秦翰才

《曾国藩真相录》——易孟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