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方民族复起与北魏政局的走向

契胡酋长尔朱荣">尔朱荣率领的军政集团于六镇之乱后迅速崛起，武泰元年(528)，尔朱荣">尔朱荣率军南下洛阳，开启">启了对北魏政权的控制。

北魏末年镇民主导的一系列对抗朝廷的暴动主要受孝文帝改革造成的北魏统治区域内南北分隔的影响，被汉化政策割裂并遗留在北方的拓跋核心集团逐渐集结到尔朱荣">尔朱荣麾下，以政变为契机，突破南北畛域进入洛阳。

伴随集团的扩张和对朝局的介入，尔朱荣">尔朱荣急需整合集团内部和洛阳朝廷的政治势力，以统合南北、重塑政权。

为了加强掌控力并与洛阳上层抗衡，扬弃孝文帝的“汉化”、依托平城时代的北族传统，就成为尔朱集团汲取权力的不二法则。在此种背景之下，“铸金人”“西郊祭天”等传统仪轨亦成为他们争取法统的重要举措。

一、“铸金人”与孝庄">孝庄帝之立

1.背景

武泰元年二月，北魏孝明帝暴毙。胡太后扶植孝明帝年仅3岁的族侄元钊">元钊为帝，以便继续把持朝政。但此举遭到已成气候的尔朱荣">尔朱荣反对，他公开质疑明帝死因，提出改立宗亲中有“年德”“声副遐迩”者为帝，同时勒兵南下。

为宣示出兵之正当，尔朱荣">尔朱荣着手寻觅合适的拥立对象，在议定人选时采用北族传统的“铸金人”仪式，借以表明正源之本。铸造金属偶像的行为早于拓跋鲜卑，系北族流俗。

可见无论羯胡、鲜卑，均知晓铸像问卜可以传达某种“天命”；更重要的是，其在北族政治习俗中的君权正当性，堪可与华夏之传国玺并埒。

拓跋氏建立政权之后，又进一步将铸像问卜制度化，在立皇后之前采用“手铸金人”的方法测试妃嫔，相较于北族习俗，北魏的铸像立后仪式的流程更为详细和规范，强调候选妃嫔必须亲自参与。孝文帝改制时重新厘定后宫制度，北魏的铸像立后仪式遂被废除。

2.尔朱荣">尔朱荣铸像立君的过程与北族传统仪式、特别是纳入北魏早期国家制度的铸像立后仪式略有不同

仪式的主导者是尔朱荣">尔朱荣，旨在检验他人而非自己的资质，这是铸像立君、立后诸事中仅见的一例，更与北魏强调妃嫔“手铸”的仪式有别。这应是尔朱荣">尔朱荣定计晋阳与候选者身处洛阳的地理限制下的变通之举。

尔朱荣">尔朱荣瞩意的对象是元子攸">元子攸即上文的庄帝，但他测试的范围囊括了“孝文及咸阳王禧等六王子孙”，理论上无法保证元子攸">元子攸中标。

北魏在立后铸像之前有一个群臣奏议人选的环节，部分候选者议前已在某种程度上享受皇后的待遇并履行职能，铸像毋宁说是一种对准皇后的最终认证。

候选者的唯一性、准合格身份和参与度，是构成铸像立后仪式权威性的重要因素。尔朱荣">尔朱荣的改动弱化了元子攸">元子攸的存在感，凸显了自己的主动地位，这种选择与双方的合作模式有关。

3.孝庄">孝庄帝之立的原因

纵观尔朱氏与元子攸">元子攸的合作，可知尔朱荣">尔朱荣择立新君的决定并非独立做出，《魏书》“荣发晋阳，犹疑所立”进而再行卜问的描述可能更为合理。

作为契胡酋帅出身的尔朱荣">尔朱荣，其家族于北魏迁都洛阳后仍居旧都平城附近的秀容，保持部落形态和游牧生计；尔朱荣">尔朱荣及其父尔朱新兴虽在洛阳出任直寝、散骑常侍等随侍职位，但只是“冬朝京师，夏归部落”，与洛阳的联系并不紧密；

非但如此，随着洛阳朝廷汉化的加深，尔朱氏与政治中心的关系却在疏远。如此一来，即便身处洛阳，任职禁军的同族尔朱世隆亦参与谋划，但他们对洛阳政局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这意味着此时的尔朱氏势力尚无法直接干预朝廷的动向，于是，联络洛阳那些“异见者”弥补自身的不足就成为尔朱荣">尔朱荣加强势力的一个办法。

其次，在洛阳任职并早怀“异志”的宗亲元子攸">元子攸也没有被动待选，而是主动与尔朱集团接洽。元天穆于孝昌年间(525—527)曾任安">任安北将军、并州刺史，这个李季凯正是他的长史佐官。

元天穆是尔朱荣">尔朱荣的心腹，李季凯虽列其属下，但并不属于尔朱集团，而是出身汉人的士族陇西李氏，孝文改革之后，汉人士族在中枢政局的影响逐渐扩大，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们通过联姻，与帝室近支结成政治同盟。

陇西李冲">李冲之女被孝文帝指婚彭城王元勰">元勰诞下元子攸">元子攸兄弟，元子攸">元子攸遂得依托陇西李氏及其交好的汉人士族以作靠山。

李季凯之支持元子攸">元子攸自在情理之中，其人豫谋乃是受元子攸">元子攸为首的“异见者”群体意志的驱动，并非个人行为。

尔朱集团拥立元子攸">元子攸，是二者积极配合的结果。尔朱荣">尔朱荣声称以“年德”“声副遐迩”者为君，针对的就是胡太后扶持的幼帝，他由此指责太后“奉未言之儿而临四海”。

元子攸">元子攸之年龄、从政经验和政治声望均超越幼帝具有君主之资质，这是尔朱集团依凭的优势。他因此率军挺进洛阳，胡太后失去支持、在洛阳禁军和朝廷上层倒戈的压力下被迫退位，元子攸">元子攸顺利登上皇位。

但元子攸">元子攸的直接对手是幼帝元钊">元钊，他的上台不仅意味着掌握朝政的胡太后势力倒台，也是迁都以来宣武、孝明、幼帝等不断强调“体自高祖”而继承的孝文体制合法性的崩塌。

元子攸">元子攸所缺少的外部条件可以由尔朱荣">尔朱荣提供，但证明其资质的证据显然不能依托洛阳的那一套，只能通过北魏的旧俗传统获得合法性，铸金人的仪式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选项。

二、河阴之变前的“祭天”动议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尔朱荣">尔朱荣率军南下抵达河内，元子攸">元子攸秘密潜出洛阳与之汇合，驻守河桥的禁军临阵倒戈，元子攸">元子攸遂携军渡河并于邙北即位，是为孝庄">孝庄帝。

胡太后败势已成，被迫携六宫落发入道，郑俨、徐纥等太后亲信仓促逃离，其他大小官员则前往河桥奉迎孝庄">孝庄。

然而就在这转替之中，发生了史称的“河阴之变”，尔朱集团与部分洛阳禁军联手于河阴之野将胡太后、幼帝及上千王公大臣以“祭天”为借口除掉。

西郊祭天固然是尔朱荣">尔朱荣屠杀王公大臣的借口，但这并不意味着祭典有名无实。

事实上，它与拓跋氏从部落联盟走向政权的过程紧密相连。北魏的西郊祭天源于北族中广泛流行的春祭，部落联盟时期，臣属各部均可自行祭天，拓跋氏则通过主持部落联盟祭典确立统治地位。

西郊祭天仪式是拓跋氏在部落联盟和北魏政权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仪轨，它是拓跋魏君主统治、政权运行的礼仪象征。

拓跋珪">拓跋珪建立北魏后，以“散诸部落，同为编民”为手段打散与拓跋氏关系密切、势力强大的部落，加强君权。没有完整部落组织为依托的部族无法自行祭祀，只能以内、外朝臣的身份参与由北魏皇帝主持的国家祭典。未解散的部落仍保有自行祭天的权力。

孝文帝改革后的北魏改变了以武力征服中原的统治方式，代价则是统治集团的分化，北部的六镇军人、领民酋长和洛阳的禁军丧失地位。

尔朱集团中聚集的这些军人、诸高车杂胡及徙代的汉人强宗有共同的鲜卑化特质，与之合作的禁军也有相似的出身背景，他们多“武质”特征，均被排斥于“文华”的北魏上层之外。

这个群体是尔朱荣">尔朱荣依托的力量，若要在朝政转替之中发展自己的力量，重建西郊祭天正是尔朱荣">尔朱荣壮大势力的一个步骤。但尔朱荣">尔朱荣的意图只完成了一半，以祭天为饵的河阴之变消除了他的政治对手，但尔朱荣">尔朱荣的权威却未通过祭典树立起来，仪式并没有真正践行。

在这场以祭天为名义进行的屠杀行动中，本应主持祭典的孝庄">孝庄帝不在现场，这应是出自尔朱荣">尔朱荣的授意。

尔朱荣">尔朱荣声称的祭天地点在“行宫西北”，即河阴西北三里的南北长堤，而孝庄">孝庄帝及左右均被控制在行宫帐内。

尔朱荣">尔朱荣借西郊祭天发难，将百官公卿除掉，随后命人造禅文、铸像占卜，这与拓跋珪">拓跋珪西郊祭天后即代王位、建元、议定国号等举措有微妙的相似。毫无疑问尔朱荣">尔朱荣在借机展现他的政治抱负，但仪式的半途而废也源于此。

北族旧典于孝文改革后在洛阳逐渐湮没，曾经主导西郊祭天仪式的拓跋氏和诸内外朝臣早已抛弃了这套仪式，谙熟旧俗的诸部酋长身处外围，其政治地位在旧典被废后变得更加边缘化，诸群体对祭典的认同程度与他们原先在其中的地位高低完全逆转。

离开代北环境、将参与者从集团内扩大到北魏朝廷整体后，政治、文化的撕裂亦使得西郊祭天难以完全复原，何况尔朱荣">尔朱荣还试图在仪式中突出自己的主导地位。

三、尔朱荣">尔朱荣自立的“异图”

清除掉政治对手、软禁孝庄">孝庄帝之后，尔朱荣">尔朱荣试图再行铸金人仪式。从尔朱荣">尔朱荣萌生“异图”、迁孝庄">孝庄帝于河桥、作禅文、铸金人、考虑另立元天穆为帝，到刘灵助">刘灵助等劝阻、孝庄">孝庄帝传信、尔朱荣">尔朱荣反悔而迎回孝庄">孝庄帝，事态的反复发生在一日之内。

尔朱荣">尔朱荣内心的激荡及其政局变幻的眩晕，颇能反映他的欲望与朝政瞬息万变的扭结，终将他的嬗替欲望压制而未得释发。

细究起来，可能受到如下因素的制约：

首先，软禁之下的孝庄">孝庄帝面对危局表现出了他的沉稳机智。

他降低姿态，传言尔朱荣">尔朱荣声称自己不敢妄希“帝王重位”，强调他与尔朱的结盟关系及“存魏社稷”的必要。

考虑到孝庄">孝庄的安危存于尔朱的一念之间，他的支持势力更因尔朱荣">尔朱荣的背叛遭受重创，孝庄">孝庄帝的传信与其说是威胁，毋宁是绝境下的殊死一搏，这当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尔朱荣">尔朱荣于河阴现场下令辞臣“造禅文”，企图通过禅让即位。当然这种没有遵循禅让政治流程、通过刀兵胁迫得来的禅位只是尔朱荣">尔朱荣一次敷衍的尝试。禅文可作，尔朱荣">尔朱荣却并未成功上位，最根本的原因是铸像的失败和部下的反对。

尔朱荣">尔朱荣两次铸像，急需统合集团意见，尤其渴望获取新附六镇人众的支持。那些曾支持尔朱荣">尔朱荣南下、拥立元子攸">元子攸为帝的部属，对他的第二次铸像非但不积极，反而表露出抗衡的心态，暴露出尔朱集团聚合中潜藏的矛盾。

这应由集团构建中诸多复杂的因素所致。按尔朱荣">尔朱荣原有“部落八千余”，后又“散畜牧，招合义勇”，试图将游牧组织改造为军事化集团，但部落的形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入洛时其核心军力仍是契胡部落兵。

六镇乱后至南下洛阳间，尔朱势力主要向平城以南并、肆、汾诸州扩张。尔朱荣">尔朱荣正是通过平叛而吞并与其组织形态、生活相类那些杂胡部族，六镇人众投靠其麾下的也不少，过程亦波折起伏。

尔朱荣">尔朱荣曾任北道都督，担负恒、朔讨虏诸军使职，旋又都督并、肆、汾、广、恒、云六州诸军事。

肆、恒交接的马邑要塞是尔朱荣">尔朱荣势力范围北端，他担任“恒、朔讨虏”“都督恒、云”等职位纯系朝廷恒、朔失守后整编六镇流民之需要，他的军府在朝廷直属军队溃败之后就成为招徕六镇军人的重要平台，势力迅疾扩张。

六镇成员步入尔朱军府后多任僚属、军将，但他们似乎仍旧具有自身的独立特性，时间的短促，亦未给予尔朱荣">尔朱荣以充分的整合空间。

他对待那些降众的基本办法，就是选择六镇豪杰为心腹，避免与镇民直接沟通；同时借用这些豪杰的影响力扩大战果，如与葛荣">葛荣对战时，尔朱荣">尔朱荣令高欢">高欢招降葛荣">葛荣旗下“别帅称王者”，万余人立时倒向尔朱军。

总之，以权宜计，尔朱荣">尔朱荣尽可能地维持其原有镇民组织，借以稳固自己的统辖秩序。入洛后，尔朱荣">尔朱荣又面临新的形势尤其外部的挑战。

掌握北魏朝政的百官公卿并不会因尔朱荣">尔朱荣兵力雄壮和拥立元子攸">元子攸之功就理所当然地归顺于他，尔朱荣">尔朱荣恢复北魏早期的西郊祭天仪式、限制元子攸">元子攸以窃居主位的图谋亦无法顺利运行。

那些躲避战乱投入其帐下谋求前程的六镇民众，固然有“翼戴之勋”，但他们获取的好处仍旧有限，远不及尔朱近臣，这些人忠奉于尔朱荣">尔朱荣是否超过孝庄">孝庄帝还很难说。

事实上，六镇人众并非第一次尝试拥立元魏宗室为帝，此前广阳王元渊之死便与此相关。可见这一群体有独立伸张政治目标的立场，其尝试甚至早于尔朱荣">尔朱荣。

这一切都表明，尔朱荣">尔朱荣在那个紧迫的时代凝聚自身势力、形成所属集团，却并没有来得及完善处置，历史也没有给他这个机会妥善安排。

事实上，这个集团汇聚的人群来路复杂，利害相争，远非精诚团结，这种情况下尔朱荣">尔朱荣奔向权力的每一步举措，都面临属下的不同姿态，单纯复制“铸金人”仪式并不能将内部协调完备，此时问鼎皇权之功败垂成，也就势属必然了。

四、余论

尔朱荣">尔朱荣势力的崛起，无疑是附随六镇叛乱的一个结果；六镇起兵又是针对洛阳朝廷而来，孝文帝的转型最终导致王朝内部南北的撕裂而引起了北部的震荡。

但这也不能将这一系列行为简单地一股脑归咎于孝文帝的举措。可以说，正是孝文帝的转型，才将拓跋政权置身于更加广阔的空间并得以拓展，这也是周边势力入主中原采取治理的一般通则。

问题的关键是怎么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如何处理转型带来的诸多问题和麻烦。北魏的转型不可谓不成功，但即使如此，它也并未能阻挡由此导致的政权解体。

在此过程中，尔朱荣">尔朱荣的“反弹”举措，又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解释呢？尔朱荣">尔朱荣之起家蒙惠于六镇的造反，他所吸纳的必然是这些势力。

为了强化自身，招兵买马、从者俱纳就成为制胜的法宝，但这也带来相应的问题，即部从鱼目混珠，难有齐整的配置。这些乌合之众一旦聚集在尔朱荣">尔朱荣属下，就按照他的意志奔向洛阳。

尔朱荣">尔朱荣“异图”的目标不可谓不明确，但他采取的手段却颇为曲折，前文述及的“铸金人”“西郊祭天”之所以被他采纳，就是为迎合北族的政治动向，借以寻求他举措和行为的合法。

遗憾的是，这些照搬“代都旧制”的行为未能有效地发挥整合作用，尔朱荣">尔朱荣无法简单地通过复制拓跋氏确立主导地位的方式取代拓跋氏。

尔朱集团仓促崛起后进军洛阳，辅助新君发动了“河阴之变”，这虽使朝廷百官遭受重创，但未能为尔朱荣">尔朱荣自己的“问鼎”带来相应的便利；更重要的是，他的行为尚未成为跟从他的属下的广泛共识。

尔朱荣">尔朱荣最终还是失败了，但他恢复北族传统的做法为后来者提供了思路。

就此而言，尔朱荣">尔朱荣之兴亡，应属北魏后期朝廷政治转轨中矛盾化解的一个步骤，他的失败在于仓促崛起、整合未逮的用力过猛，但其呈现的北魏政治重新洗牌的势头并没有中断，他无疑为继起者提供了进一步施展的空间，高欢">高欢、宇文泰">宇文泰及其跟随者就是据此而释放他们的政治抱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