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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我5次北伐大赦1次,刘禅:我大赦13次投降1次

来源:历史知识网

大赦天下的由来以及作用

按照常理来判断,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触犯了刑罚,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来处理,这是世人都能够接受的事情,为什么还要去赦免那些犯了罪的犯人呢?

这与周朝时期分不开关系,在周朝以前的夏商时期,大赦并非指的是赦免罪犯,然而历史的车轮走到周后,由于宗法制度日趋完善,法律基准开始除了给予罪犯一定的严惩之外,同时也具备了给予宽恕这一功能。

周天子立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不可分割的纽带,慢慢的就形成了对于罪犯的宽恕思想和行为,在周朝时期甚至出现了相对应的官员,司刺。

先秦时期,继承与发展了周朝宽恕为政的治国方针,到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更是将尊崇宗法制度的儒家思想推上了另一个高峰,儒家宽仁的思想也越来越深入人心,汉武帝时期,罪犯可以通过钱财来免于处罚,便是其中的一项实践。

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无论是多么英明神武的君王,他都没有能力将执政手腕触及到帝国的每个角落,冤假错案也是屡见不鲜。汉文帝作为历史上少有的一代明主,在位期间也是冤案频发,冤案多了,民间百姓的怨气自然而然会上升到一定程度,待民怨沸腾的时候,起义造反也就成了这个国家的主旋律。

而在天下出现异常变化,火山地震爆发,甚至蝗灾频繁的年代,由于古人缺乏自然科学的依据,且对儒家天人感应的信从,这一切都成为了对皇权的警示,同时也会让一些心怀叵测的野心家借以利用,因此王朝统治者不得不做出某些恩典来消弭社会矛盾,自秦朝以来,二千余年中,大赦天下高达一千二百余次,作为儒家勤政爱民思想下的行为,也就不难解释了。

大赦天下的泛滥

大赦天下固然有其有利于缓和封建关系的一面,但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

人性是很复杂的一项事情,民众很容易就会触犯一下小事,如果不对他进行惩戒,时间久了,就会犯下更大的罪行,如果恰逢在此遇到大赦,犯下大罪的人逃脱责任,法律的威信就会受到挑战,真正的遵纪守法的公民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后汉书中有过一段记载,河内张成在朝廷中有一定的关系,他得知消息天下即将要开始大赦,便教唆自己的儿子将仇人杀害,作为河南尹的李膺将张成的儿子抓获之后,恰好大赦来临,李膺嫉恶如仇,擅自将张成之子处以极刑。李膺的行为在当时以及后世受到了普遍的批评,甚至当作反面教材进行推广。

从现代思维角度去看,这显然是一场本末倒置的行为,张成的儿子利用大赦时机杀人,如果不受到处罚,正义还能叫正义么。

以小窥大,大赦虽然作为一种善政在古代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但其中的弊端也是极其之多,越到封建王朝的统治末期,王朝内部弊病太多,统治者没有能力进行处理,只能频繁大赦天下来缓和社会矛盾。

执政十三载,大赦一次

公元223年,夷陵之败后的先主刘备在白帝城去世,临死之前,将朝中大事托付给了诸葛亮李严二人,而李严随后镇守永安,可以说蜀汉的权力以及重担几乎都在诸葛亮一人身上。

诸葛亮从章武三年开始到建元十二年,十三载的执政时期,蜀汉在人口程度上,以及兵员上都是远远次于魏国与吴国,悬殊极大,而且还遭遇过南蛮叛乱、后主大婚、北伐失败等多次可以进行大赦的事件,诸葛亮却不为所动,仅仅在后主继位的时候大赦过一次。

其一:诸葛亮执政思想偏向于法家,这一点从他自比管仲乐毅,以及为申、韩、管子、六韬做注就可以看出。而法家坚持赦不妄下,注重于法律的稳定性与延续性,诸葛亮本人更是坚持公法,以大德治世,不施以小惠。

其二:诸葛亮有感于汉桓灵二帝时期,大赦频繁,却未曾解决任何社会矛盾,反而使国家动荡不堪,引起各方造反,作为前车之鉴,诸葛亮对于大赦是慎之又慎,并举出刘景升与刘季玉执政荆州与益州的时候,常常赦免,却无任何益处来驳斥那些希望他能够大赦的人。

其三:益州在刘璋手中,常年累月的昏聩无能,导致豪强并举,不服从官方管制,诸葛亮大赦天下少之又少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抑制地方豪强势力方面。

正是因为诸葛亮德刑并举,一视同仁的政策,才使得弱小的蜀汉政权在三国当中与其他两方鼎足而立,而诸葛亮本人在去世之后,益州百姓并没有因为他的严刑峻法怪罪于他,反而对他思念有加,可以说,诸葛亮深知赦不妄下的道理。

大赦频繁的刘禅时期

人言,人存政举,人亡政息。

这一点用在诸葛亮身上毫不为过,毕竟他凭借着一己之力拖着蜀汉行进了许多年。

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逝之后,掌握大权的后主刘禅开始大规模、频繁的大赦天下,继承诸葛亮衣钵的姜维完全制止的能力。

诸葛亮死后,建元十二年,后主刘禅大赦天下;延熙元年,改元大赦;延熙六年大赦;延熙九年秋大赦;十二年四月大赦;十四年冬大赦;十七年春大赦;十九年大赦;二十年大赦;景耀元年,改元大赦;四年十月大赦;六年大赦。

三十年的时间,大赦十二次,几乎是平均两年一次大赦天下。频繁大赦的背后,掩饰的是诸葛亮去世后的政治疲敝以及蜀汉政权的日益衰弱。

总评:面对蜀汉政权危机,益州军民凋敝,百姓流离失所的情况,诸葛亮作为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他的远见卓识让人钦佩,其所作所为对后世的影响巨大。但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出,蜀汉的这套法制制度基本上是靠着诸葛亮超高的政治才能与个人魅力再维系,在他去世以后,继任的蒋琬费祎二人虽然没有没有这种个人魅力与政治才华,但按部就班的遵循着先前所定的条例依然能够稳定的维护着蜀汉的统治,而在二人离世之后,蜀汉便迅速的开始了真正的衰亡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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