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

山西省右玉县出土的西汉铜器

《文物》1963年11期

郭勇

1962年9月，在山西省右玉县大川村，发现一批有西汉成帝“河平三年”铭文的精致铜器。在晋北古边墙附近发现这样的铜器，对考古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佣會前往现场进行勘察。这批铜器现在已运回山西省文物管理工作委员会妥善保管。

右玉县在我省北部的高原地带，县北六十里，即为古长城所在地，历史上通往内蒙古地区的重要关塞——杀虎关，就在这里。长城以南，四面山赞远伏，形势开朗，气候环境虽然接近于塞外，但农牧业生产发展条件倘好，群众生活颇为富裕。大川在县南一百二十里，这里群山如障，峰赞起伏、形势险要。由村南翻过南山岭钓三里，就是发现铜器的地点——佛殿坪。这是山凹里的一块小盈地，面积钓六、七平方里，愈往南地势愈低。在南山根有一条自西向东流的河沟，平时干涸无水，遇雨则水流湍急、泛滥。在盈地中問偏西，有趣常年雨水冲涮而成的狭长小沟，最宽处不到一百米，南北向，偏东。这次出土铜器，就是因为雨水冲击，由沟北端断崖的东壁上，陷落到沟内（图一），被中共大川生产队党支部书记刘来天和一部分儿童在秋收时发现，并取回保存。我们在现塌勘查时看到的迹象∶铜器埋在土内的深度，距地表只有2米，距沟底为5米。在断崖壁上没有发现墓葬的痕迹。塌下的土全部糨过了舾致的翻橡，除了已超取回的铜器之外，再没有别的发现。此次勘查因限于条件，没有进行地下钻探，又因这个地区的土层，都是由凰堆积起来的黄色沙土，所以，不容易辨噩是否有墓葬，有待继精进行勘查。

出土铜器共卧九件，其中五件均有铭文。1.铜鼎四件形制基本相同，均为附耳、蹄足、鼓腹、敛口、有内唇、腹部饰一周平而薄的脊棱。其中三件通高3.8厘米，口径26、唇2.5、脊棱宽1.5厘米。另外一件通高81厘米，其余尺寸相同。

鼎1，肩部有铭文“千岁”两字，附耳中空，下部长方，上呈环状，中周隔一横柱（图一二———一四）。

鼎2，肩部铭文为“葬”，附耳，除中問无横隔柱外，均与鼎1相同（图一五——一七）。

鼎3一4，足部内平外圆，与前二鼎有别（图二）。

2.铜温酒樽二件形制相同，通高25、口径28、壁厚0.4厘米。下部三熊足，上有提环的盖，腹部两侧有鳙首衔环相对称（图版壹，图四），通体鳞造花敕，巽常精美。腹部上下两层的烏兽敕饰，技法高妙，生动逼真。除在铺首的上下空隙刻龙凤之外，上层右旋有，猿猴、璐驼、牛、菟、羊、鹿、虎、立兽、烏鸦、鸿雁等；下层右旋有虎、狐狸、鹿、羊、熊、猿猴、鹅、鸭和背生羽翼的巽兽等（图版贰）。

樽盖的正中有提环，外列三个雕凤纽，内外有两周花软∶丙周圜虢中問的提环，对称的剿有虎、羊各二；外周和凤纽平行，在纽的中問各有一龙较（图五）。两器口沿及盖下的子唇外沿均刻隶体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二十四斤河平三年造二”（图六∶1、2）。盖内还疑存有彩着烏兽软，上面有一层朱漆（图七）。

3.铜酒樽一件通高34.5、口径64.5厘米，平唇、鼓腹、圜底、下有三虎形足，腹有素宽带，中加弦软一道作饰。与带收平行，分列三个铺首街环（图版叁∶1，图八、九），通体銮金，井加彩输群兽，有∶虎、象、鹿、馬、冤、羊、骆驼等（图一〇）。

画法是用糊细的墨疑双勾，再填白、红、黑等色，但因在土内长久使他，一部分已模糊不清。平唇上刻铭文∶“嘞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图版叁2，图六∶3，4）。

4.铜盘一件通高10、口径39、圈足径16厘米，敞口、平唇、圈足、折屑、素体无较（图一八）。平唇上有篆体铭文∶“上郡小府”（图一九、二〇）。

5.铜环一件带有四角菱花座页，通体鎏金，座页径18、环径8厘米（图三）。

从以上材料中看到的几个問题

一、花软的艺术凰格特点这批铜器的花敏制作，可以就是表现了时代艺术和地城威格的成功作品。制作的方法，有露适和彩输两种。两件铜涩酒樽上的较饰，是以减地较深、圆润有力的浮雕刻模法露成。这种花叙布局和题材，均有巽常引人注目的魅力。首先对不同的烏兽，分别描写其种情动态，显示的分外惹趣入情。如上层构图中有猛虎追羊，不只是被追的羊在惊慌中奔逃；速旁边一兽，也表现出了惊悸仓惶，气氛十分紧强。另一粗布局，则与此相反，呈现出一幅悠阑自在的画面∶有一虎回首盼顾，一鹿正翘起右后蹄，颇有悠阔之威；还有猿猴拿着一枝鲜果，情态欢跃背生邪翼的巽兽，正在步款足地窃捕鸭。其余还有冤奔、牛跃、禽烏高翔，等等，其表现手法，别具匠心。

关于汉代装饰花叙材料，我们以往在汉代的铜器、陶器、空心砖、画象碍、石等方面，见的很多，其中烏兽种类也很多，但集中在一件器物上的，都不及这批材料的丰富。以往所見的，除空心碍有单个模印拓成的同样扇兽外，其它多系敌置在狩猎牧之内的，而这批铜器，却是专为图写珍禽巽兽，而没有出现狩猎的场面。

彩箱是施加在素面无较的铜酒樽上，用墨袋双勾，然后装填彩色，画成与铜温酒樽相似的烏兽群，烏兽的种类和形象，均与温酒樽上的基本相同。虽然两者制作方法不同，却都厮于同一时期的艺术凰格。尤其在温酒樽盖内碰存的彩输扁兽救，以及上面有一层朱漆，与铜酒樽上的彩翰凰格完全一致。汉代铜器，多数为素面无效，在上面大量施加彩输，还是很少見的。

二、铜器铭文中的一些問题

1.铜器出土所在地及铭文所配地名的关系。

根据《汉书·地理志》，中陵、剧阳均为雁門郡所辖之县，但没有阴城的记载，我们怀疑阴城可能是指阴绾而言，因为有些记载称阴馆即上馆城和下馆城（《方奥兄要》朔州）。这些地区均位于黄河以东。上郡为汉代十三州部的郡治之一，位于黄河以西，在西河郡和雁門郡的南方（图一一）。

这批铜器出土的地点应是汉代的中陵县，《水躯注·河水》∶“河水又南，树颓水注之，水出东山，西南流，右合中陵川水，水出中陵县西南山下。……东北流，恶中陵县故城东，北俗都之北右突城，王莽">王莽之遮害也。……中陵水又北分为二水，一水东北流，谓之沃水。又东巡沃阳县故城南。……又东北流注盐池。地理志日……，盐池西南去沃阳县故城六十五里（县为雁門郡所辖）。……池西有旧城，俗谓之凉城也。”由此可以首先从盐池决定中陵水和有关的沃阳、凉城等所在的位置，为进一步肯定中陵县的方位，是很好的依据。更有乱胾中，中陵河即鬼毛河之古名。按明地理志；“大同右卫北有冤毛河，西北流自杀虎口出塞”。我倜根据这些配戴，秸合实地勘查，看到现在的冤毛河，从发源地以至所超路，均基本上符合于上述配载。另外还在清雍正">雍正十一年《朔平府志》中有∶"归化城（呼和浩特旧称）东南二百余里有大海，内生盐”。这正与右玉县北内蒙凉城附近的岱海相吻合。对于《水糨注》所指的中陵县，北俗霸之北右突城，和王莽">王莽改名遮害等乱戟，我们可作两种推测∶一，右玉县在明代为右卫堡，其右字的来源，可能与古代右突城有关；二，右玉的地理形势，既有长城之障，又为安关（杀虎关）守卫之所，为明清边防要塞，而根据配载，自.秦汉以来在这里战争频繁，戎馬相寻，王莽">王莽以遮害名县，也可能为其地居耍害的关系。总之，以上材料可以盼明右玉县，应该属西汉中陵县地区的范围。

剧阳和阴城，据《水注瀑水》“瀑水出于累头山……，东北流出山，巡阴馆县故城西，县故楼烦乡也，汉景帝">汉景帝后三年置。……又东北流，左会桑乾水。（澡水）……又东鸣川水注之，水南出婷县故城南，……又北巡剧阳县故城西，……十三州志曰，在阴馆县东北一百三里”。按上述记载，阴馆应在今山阴县偏南，剧阳应在今应县以北，与当时中陵县成">县成鼎足之势，可能均为接壤之区。

上郡在今陕北延安附近。包括黄河以东及以南的大片地区，早在战国时为魏国所置，《史记·秦本纪》∶“惠文君十年魏上郡十五县”。《水艇注·河水》“秦昭王三年匮上郡治”，《括地志》；“上郡在彩德上县东南十五里，秦魏之上郡地也”。《汉书·地理志》∶“上郡，秦置，高帝元年更为翟国，七月（复为郡），属井州"。《水注河水》"（河水）又南，过西河郡围阳县东（今陕北神木县）。圆水又东巡固阳县南，东流注于河”。从以上记载就明上郡与雁門郡虽同隶属于并州，但中周隔有西河郡地，井不接壤。

2.关于铭文中胡傅、

小府等問题的推断铜温酒樽铭文称中陵胡傅，铜酒樽铭文，又称勋阳阴城胡傅，皆为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同时所遣，胡傅当为造器的人名，然在两器之中，所写的三个籍贯不同，这个問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汉书·地理志》雁門郡阳县，本器铭文作勋阳，从力不从刀，与《颖封泥考略》卷四“勋丞之印”，写法正">法正同。《琵文》有勋字无刷字，可证今本地理志煽阳县扇字从刀，为傅写的误字。

铜盘铭文中“上郡小府”四宇，当为上郡太守官署中少府所造。与胡傅两器不是一回事，但时代可能相同。在两汉少、小两字通用。《汉书·循吏文翁傅》云“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强叔等十余人，亲自舫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合。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鹰计吏以遣博士”颜师古">颜师古注云∶“少府，郡掌财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此西汉郡赐瓮少府之证。又《居延汉篇考释》释文七百，有简文云∶“三月丙午，强掖长史延行太守事，肩水仓长渴兼行丞事，下膈国农都尉小府、县官，承书从事，下当用者，如韶书。”此西汉厩国都尉及农都尉，皆没有少府之证。又仓颉">仓颉庙碑阴，有少府史题名。此东汉时县膈也殷有少府史，专管一县的财物，范国当此郡和都尉所隔的少府较小。本器为上郡少府之物无疑。有人疑为是上郡水府四字，不但汉人写小、水二字，篆法结构不同，在官制只有水长的名称，（如汉印有"强掖水长"，封泥有"蜀郡水长”之类）无水府的名称，（仅有泉府、弩府、徒府之名）这种解瓮，是不能成立的。

3.器物的年代、定名和重量关于器物的年代，铭文配胾很清楚，即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距今已有1989年，比我省过去发现的离石汉墓烏兽人物画像石早183年，为我佣今后鉴别西汉文物，增加了一种标尺。

鲷器中的温酒樽和酒樽，都是我倜以往在汉代器物中，最常見的器形，一般定名为奁和鉴，但现在铜器本身铭文，都作酒樽，是汉代所特有的酒器形式。它的容量和重量，铜酒樽铭文记重为百二十斤。以现在市秤敕曦，合57市斤，也就是一市斤等于汉秤的2.105斤。温酒樽铭文的记重为二十四斤，合今12.7市斤，也就是现在一市斤等于汉秤1.89斤。按一般汉代铜器铭文中有专門配戴容量的。此器不配容量，所以我佣认为全铭文记载的可能是指器物本身的重量。（本文铭文考释由陈直先生校正过，特此致谢）

温馨说明：本平台目的在于集中传递全国各县考古成果，不作为任何商业目的，转载请注明出处。我们敬重和感谢原创作者，凡未注明作者姓名的文章，均因无法查获作者所致，敬请原作者谅解！如有涉及版权问题，敬请原作者或同行告知，我们将及时纠正删除。图文编辑校对过程中难免出现错误，敬请读者批评指正，我们将及时纠正修改。谢谢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