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永的忠义为何感动不了刘秀？他撞上了贰臣侍奉新君的三面墙

汉代士人效忠皇帝的观念和行为呈现出矛盾的色彩，士人的作风也呈现出不顾二姓、追求名利的矛盾色彩。忠君观念与士人作风的互动表现出随波逐流的特点。对君主的忠贞观念越弱，士人风格中自我保护的色彩越强;对君主的忠贞观念越强，士人风格中纯正的色彩越强。鲍永的忠义也不过如此。

1、改变皇权政局

西汉时期建立起的忠君政治道德体系，在两汉之际受到了严峻的考验。事实证明，西汉时期忠君观念还不足够深入人心。光武帝虽然成功即位，但是西汉政府所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并没有随着改朝换代而解决。重构忠君观念，成为东汉政府的重要任务。

光武帝适当的吸收和继承前朝一些有利于统治并可能解决西汉末年矛盾的政治措施，亦如卜宪群所言，光武建政之时，政治模式源自西汉，礼器得自公孙述">公孙述，对王莽">王莽以来的政治制度也有所吸纳。同时，光武帝反思西汉以来的政治统治，面对新建立政权和天下未稳的局面，封建专制主义君权的强化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东汉前期统治者通过削弱功臣的权势，防范限制诸侯国和外戚，加强专制主义中央的统治。东汉建立之初，天下尚未统一，光武帝依旧需要依仗能征善战的功臣，为此光武帝在建元前后分封将领，激励战将。功臣凭借战功，具有较高的话语权，有时候甚至会对皇上的抉择造成影响。

光武帝想要牵制功臣，巩固皇权的意图已经初露端倪。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东汉基本上实现了统一，功臣们发挥军事的关键作用也就丧失。光武帝“退功臣而进文吏”，通过军政制度改革等一系列措施逐渐削弱功臣的权势。为了巩固皇权，削弱相权，东汉前期进一步发展西汉的尚书制度。秦朝统一后，采用了丞相制度。

至西汉成帝之时，将丞相制度改为三公制度。三公弹劾近臣遭到了尚书的质疑。光武帝为了防范大臣，将权力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他又不愿将事情交给公卿大臣，造成“政不任下”的局面，为了保证事务的有效运行，只能将一些事务交给他身边的尚书机构。

董仲舒">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用天降符瑞来解释皇权的合理性，但是对这个观点他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这在前文中有所提及。王莽">王莽利用符命之说，一步步夺取西汉政权，为自己代汉制造大量的舆论，推动图谶迅速发展。这个过程对光武帝提出警示，怎样利用图谶证明东汉政权的合理性。

天子即位在光武帝即位中得到了凸显，同为刘氏子孙，同刘玄">刘玄、刘盆子">刘盆子相比较，他在血统上并没有优势，故而顺应天命就显得十分的重要，光武帝以“即位天子”，就是向天下昭告自己皇权的建立是顺应天命。东汉初年，鉴于西汉末年士人拥护王莽">王莽的教训，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巩固皇权，树立君主权威的措施。

首先，改变皇权结构，将皇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其次，论证其政权的合理性，也是树立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这都是强化忠君观念的必要条件。

1、奖励不事异姓

西汉末年，这批不事异姓的士人首先引起了光武帝的注意。光武以刘氏宗室为名反莽，称帝之后又以“中兴”标榜。这一批能够非刘姓不事的士人，是教化天下忠君的典型。对于已故的忠节义士，主要采取表扬、追赠的方式。平定蜀地之时，光武帝借助汉家的号召力，鼓励忠义之士为其所用。

公孙述">公孙述心腹常少、张隆劝其归降，劝降失败后，两人忧死。光武帝“下诏追赠少为太常，隆为光禄勋，以礼改葬之。”

追赠劝降的官员，有利于各地的割据势力的归顺，同时也有宣示光武是天命所归的意图。东汉建立之初，奖拔卓茂，首先看中的是他不事王莽">王莽的气节，这也是光武帝对卓茂忠君行为的充分肯定。光武帝奖励、重视这批不事异姓的士人，使用树立忠君典范的形式引导社会舆论，使全国的百姓能够受到教育，最终能强化统治者提倡的忠君观念。

光武帝大规模的分封功臣，自然是为了奖励功勋，维护政权稳定，也有宣传功臣忠君观念，凝聚人心的作用。除了分封奖励，还有其他方式奖励忠君士人。

《后汉书·盖延">盖延列传》注引《东观记》、《续汉书》载，光武帝曾对盖延">盖延的忠心感慨道：“庞萌一夜反畔，相去不远，营壁不坚，殆令人齿欲相击，而将军有不可动之节，吾甚美之。”庞萌的叛变对光武而言，不仅是一场战争，更是自己所谓的忠臣的叛变、社稷之臣的叛变。光武亲自征伐，在众将领劝谏之下，仍亲临战场，剿灭不忠之臣，诛杀庞萌。

光武帝通过分封、嘉奖、谥号等形式，奖励功臣，凝聚功臣的忠君观念。光武帝特征忠臣，奖励忠君行为之时，天下未稳各方割据势力的存在，对于东汉政权造成威胁，光武帝奖励忠君行为，有光武帝彰显自己天命的意味，也有助于争取社会各阶层、各个割据势力的拥护。东汉前期统治者通过一系列措施，强化封建专制主义君权。

通过表扬、奖励、追赠等方式奖励不事异姓之士，表彰忠君之士，培植忠臣风气。除此之外，统治者也重视忠君理论的宣传。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召集诸儒召开白虎观会议，《白虎通义》是其会议留下的文献。《白虎通义》所传达的忠君观念，正是代表国家和皇权的意志。

也应该看到，臣子对皇帝尽忠具有客观性。一方面，皇权对臣子有束缚，另一方面皇帝的赏识，又给士人提供了得以施展抱负的舞台，对皇帝效忠，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才能。皇帝也需要臣子的辅佐才能打下天下，治理天下。例如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就是在周围人物的帮助下，顺利的抚镇河北，平定河北，在河北即位。

东汉前期强化忠君观念的政策，在政府强有力实施下忠君观念不断强化，并对东汉前期士人的忠君观念产生影响。

1、谨慎敢言之风

东汉前期，统治者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皇权，严猛为政，试图通过对官僚士大夫的控制，来保障中央集权的实施，建立至高无上的皇帝权力。严猛之政，对于提高政治效率、治理贪污腐败、加强中央集权都起到十分显著的作用。但皇权愈发加强，则相对意味着士人地位愈发低下。

严苛的吏治使得士人在为官之际需得谨慎，但是谨慎不意味着士人在君主面前唯唯诺诺，不敢言语，东汉前期的士风并不完全是谨固自守之风。谏诤是大臣尽忠的主要方式，谏诤的目的在于匡正君主、谏诤得失。东汉前期统治者对臣下的苛刻，引起了士人的反感。举贤用士是政治之本，向统治者推荐人才，是臣子辅佐君主、忠于君主的重要的职责之一。

君主能够鼓励任用忠信之士，才能使贤士归心，真正为君主所用。也有臣子利用灾异现象，来劝谏君主应该善待臣。正值天下未平之时，功臣在朝中的势力强大，对于大司空的人选出现争议，在任用功臣和任用士大夫推荐的郭伋">郭伋之间产生分歧。

置身于专制政权之中的士人，在皇权的威压之下，其命运并不能完全由自己掌握。东汉初年进一步明确尊君抑臣的基调，忠君就是将皇权置于至尊的位置，这是忠臣的责任和义务。为臣者要保持对皇权威严的极其恭顺，以表现自己忠君，从而赢得皇帝的信任。

以光武帝时期的功臣为代表的这批士人，参与权力的争夺中，最能以亲身经历感受着皇权的强大，以及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给他们的震慑，皇帝独尊，忠君的观念亦化作他们自觉地遵守的观念和准则。在皇权的威压之下，耿况内心十分不安，惧怕光武帝会怀疑其忠心，遣耿国到光武身边作为人质，以彰显自己忠君的心意。

“帝善之”，由此可见对于臣子的折服和表示忠心的行为，皇帝是乐见其成的。两汉之际，追随光武帝建立东汉的功臣，曾追求功名禄利，择主而事，意气风发。随着东汉的建立，一系列强化政权措施的强力推行，忠君观念逐渐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士人需要保持对皇权的恭顺态度，他们选择自我约束，小心的忠于君主，才能保全自己。

政治的形势瞬息万变，富贵名利追求也要适可而止。在功成名就之时，能够审时度势地退出对名利的追求，也是士人明智的忠君选择。

东汉前期政府致力于忠">于忠君观念的发展及重构，士人的忠君观念不断强化，士风由前期的刚毅之风转变为东汉中后期的婞直之风。鲍永的忠义感动不了刘秀">刘秀。由此可见，忠君观念的强弱与士风之间的互动，呈现亦步亦趋的特点，忠君观念越薄弱，士风中的自保色彩越强烈，忠君观念愈浓厚，刚直之风越强盛。

参考文献：《史记》

《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