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专栏陈忠海：曹魏以节俭创基业

东汉末年，天下陷入雄群割据的局面。曹操在乱局中异军突起，消灭了北方各割据势力，取代东汉建立了三国中的第一个政权。曹魏政权之所以创业成功，与其坚持的一项重要策略息息相关。

乱世艰难

汉献帝刘协在位的兴平元年（194年）天下大旱，还闹起蝗灾，加上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战乱，粮食生产遭受毁灭性打击，产量锐减。这一年粮价暴涨，谷子一斛售价高达50万钱。在之前的汉桓帝时代，谷价每斛仅50钱，只过了30多年粮价就涨了上万倍，粮食基本退出了交易市场，有价无市。

身在长安的汉献帝命令侍御史侯汶调出太仓的米和豆子为难民熬粥，但救不了那么多人，饿死者仍然无数。汉献帝怀疑有人从中克扣粮食，于是亲自坐在大锅边看着熬粥。最后经过计量，证实是侯汶作弊，于是责打侯汶50廷杖。赈粥的举措只是杯水车薪，灾民太多，无济于事，各地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田野里、道路边堆积着白骨。

在这场粮荒最严重的时候，曹操正在兖州跟吕布作战。曹操指挥大军在濮阳城外进攻吕布，从军事角度看曹军已逐渐占据上风，如果再给一些时间，有把握把吕布从濮阳城中赶走。但粮食危机打乱了曹操的部署，尽管吕布在城中也缺粮，可城外的曹军情况好不到哪里去。秋粮还没有跟上，双方都无力再打下去了。于是战争史上不太常见的一幕出现了：正在激烈交战中的双方，因为同时陷入粮荒而主动罢兵。

这次粮荒严重的程度超乎想象，曹操手下将领程昱是兖州本地人，看到曹军缺粮，于是回到自己的老家兖州东阿县弄粮食。他弄粮食的方法不是向老百姓购买，因为有钱也没有人肯卖，程昱的办法是“略其本县”，也就是纵兵去抢。即使这样，把全县粮食抢光也仅够曹军“三日粮”。这些粮食分发到士兵手里，大家惊讶地发现里面有一种恐怖的东西。《三国志·程昱传》裴松之注引《世语》记载：“颇杂以人脯。”“人脯”也就是人肉干。粮食不够，就连军中也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普通百姓可想而知。

这件事让程昱的个人形象大受影响。曹魏建国后，程昱担任的职务一直都是部长级的九卿，以他的资历和贡献早该进入“三公”行列，但由于程昱抢过自己的家乡，也给部下吃过“人脯”，被认为触碰到了人伦的底线，所以他至死都没有成为“三公”，死后只被追赠了车骑将军的头衔。

以上这些只是汉末至三国时期社会生活中的片断和缩影。受战乱影响，那个年代里到处都出现了生产和生活资料严重短缺的问题，造成人口急剧减少，就算洛阳、长安这样在当时属世界级的大城市不是“二百里内无人烟”，就是“二三年间无复人迹”。

带头节俭

作为一名有远见的政治家和诗人，曹操目睹了东汉末年残酷的社会现状，内心里也为此忧心忡忡，写下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诗句。

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曹操带头节俭，反对奢侈浪费。在起兵之前，曹操其实就有了这样的思想。曹操30岁时担任了济南国相，在任期间主张禁淫祠，也就是禁止过度的祭祀行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就是反对浪费，反对给百姓增加额外负担。占领冀州后，为了恢复生产，曹操专门下达过《整齐风俗令》，针对奢侈浪费等社会弊端提出了革新和兴弊除害的具体措施。

曹操不好奢侈、浮华，《资治通鉴》评价他“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带头节俭。曹操成为魏公、魏王后，要求后宫妻妾及宫人不能穿太华丽的衣服，这方面规定得还特别具体。比如要求“侍御履不二采”，也就是规定她们穿的鞋不能有两种以上的颜色。在曹操的起居室里，帏帐屏风“坏则补纳”，能修就修，能补就补，衣被等物也是能朴素就朴素，“无有缘饰”。攻城拔邑得到的奢侈品以及“四方献御”的东西，曹操从不留给自己，都奖励给有功人员。

古人的衣帽不能乱穿乱戴，而是有讲究的，以体现不同的身份与地位，为此有一套很复杂的衣服鞋帽标准制式。但当时“天下凶荒，资财匮乏”，完全按礼仪规范来就会增加很大负担。曹操亲自动手发明了一种帽子，这种帽子用材很普通，只是通过颜色来“别贵贱”，既实用又节约。《宋书·礼制》记载：“拟古皮弁，裁缣帛以为帢，合于简易随时之义。”曹操对子女们的穿戴等要求也极为严格，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有一次，曹操看到曹植的妻子穿着华丽的衣服在外面行走，大为恼怒，居然下令将其处死。

曹操还禁止厚葬，下令“公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要求墓葬不能占用良田，应该“居瘠薄之地”，并且“因高为基，不树不封”。曹操临死前所立遗嘱中，更是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具体安排，要求“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曹操交待说，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古代的葬仪不必完全遵守，自己有头痛的毛病，很早就开始戴头巾，死后丧服跟平时穿的一样就行。曹操甚至具体规定，文武百官来吊孝只要哭十五声就行，葬礼完毕即脱去丧服，驻守在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各级官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入殓时不必再换衣服，不要用金玉宝器来陪葬。

对于曾服侍过自己的宫人如何安排，曹操也进行了交待，除了留下一个“分香卖履”的典故外，还要求她们如果无事可做，可以学着纺织丝带、做些鞋子卖。曹操交待儿子们说，他一生为官所得的各种绶带都存放在库房里，留下来的衣物存放在另外一个库房，不行的话你们兄弟就分掉吧。

蔚然成风

曹操崇尚节俭的作风也影响到身边的人，他的夫人卞氏主持后宫，也极尽节俭。曹操死后，卞夫人曾对身边的人说：“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俭日久，不能自变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钱米恩贷也。”卞夫人请亲戚吃饭，“菜食粟饭，无鱼肉。其俭如此”。

向曹操提出“奉天子以令不臣”建议的毛玠，平时生活十分节俭，“常布衣蔬食”，官俸所得及赏赐都用来“抚育孤兄子”以及“振施贫族”，以致“家无所余”。曹操非常欣赏这一点，平定柳城后，在分赏所缴获的器物时，曹操专门把素色屏风、素色凭几赏给毛玠。曹操对毛玠说：“君有古人之风，故赐君古人之服。”

曹操任司空、丞相期间，毛玠担任东曹掾，主持官员选拔，权力很大。曹操之所以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毛玠，很大程度上看中的正是毛玠身上俭朴清廉的品格。毛玠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三国志》记载：“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这样的用人标准进一步带动了风气转变，天下士人“莫不以廉节自励”，即使那些贵宠之臣也“舆服不敢过度”。

孝廉出身的和洽曾拒绝过大将军何进的征召，后依附荆州牧刘表，曹操夺取荆州后担任丞相掾属，后担任侍中、郎中令等职。和洽认为“民稀耕少，浮食者多。国以民为本，民以谷为命”，提出“消复之术，莫大于节俭”。和洽带头节俭，平时“清贫守约”，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苦，“至卖田宅以自给”，魏明帝得知后“加赐谷帛”。与和洽类似的还有大臣张范，他性格恬静，不爱名利，“救恤穷乏，家无所余”，不收别人的馈赠，实在拒绝不了，“亦终不用，及去，皆以还之”。

曹魏崇尚节俭的大臣还有很多：司马朗“虽在军旅，常粗衣恶食，俭以率下”；梁习“勤劝农桑，令行禁止，而居处贫穷，无方面珍物”；鲍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华歆“素清贫，禄赐以振施亲戚故人，家无担石之储”；夏侯惇“性清俭，有余财辄以分施，不足资之于官，不治产业”；荀彧、荀攸“皆谦冲节俭，禄赐散之宗族知旧，家无余财”；崔林“贫无车马，单步之官”；王观“治身清素，帅下以俭，僚属承风，莫不自励”；满宠“不治产业，家无余财”。

以上这些均记载在《三国志》等史书中，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在曹操亲自带动下，曹魏阵营涌现出一大批勤俭节约、廉洁自律的官员。可惜的是，曹魏政权创业阶段的节俭好作风没能保持下去，到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叡在位时，崇尚节俭的风气逐渐淡去，开始兴起“浮华”奢靡之风，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曹魏政权短命的原因之一。

作者简介：陈忠海，本刊专栏作家、文史学者，长期从事金融工作，近年来专注经济史、金融史研究，出版《曹操》等历史人物传记8部,《套牢中国：大清国亡于经济战》《解套中国：民国金融战》等历史随笔集6部，发表各类专栏文章数百篇。

本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22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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