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古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故宋蒙双方在此相持数年

在中国古代的战争史上，襄阳颇受兵家瞩目，是南北对抗双方激烈争夺的热点区域。吴庆焘《襄阳兵事略·序》日：“世之言形胜者，荆州而外必及襄。其用兵萌于春秋，茁于东汉，枝于三国，蔓于东晋六朝，而穆于宋之南渡，史策具在，可坐而稽也。”

周室东迁之后，随着楚国的强盛和立都于郢（后亦称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汉平原逐渐成为南方新兴的经济区域。楚地与北方华夏诸邦的交通往来，主要经过襄阳所在的鄂西山地，陆路可由郢都北上，过今当阳、荆门、宜城等地直趋襄樊,或称做“荆襄道”。涉汉水后经襄邓走廊通道进入南阳盆地，然后分为三途。

分述如下：

其一，向东北穿越伏牛山脉南麓与桐柏山脉北麓之间的方城隘口（今河南方城县东)，到达华北大平原的南端。

如《荆州记》所言：“襄阳，旧楚之北津，从襄阳渡汉，经南阳出方（城）关，是通周、郑、晋、卫之道。”这一途径途又称为“夏路”，是楚师屡次与齐、晋等国逐鹿中原，争夺霸主地位的进军路线。顾栋高亦言：“是时齐桓未兴，楚横行南服，由丹阳迁郢，取荆州以立根基。武王旋取罗、鄀，为鄢郢之地，定襄阳以为门户。至灭申，遂北向以抗衡中夏。……如河决鱼烂，不可底止，遂平步以窥周疆矣。”

其二，从南阳盆地沿白河支流河谷北行，越伏牛山脉分水岭，过鲁阳（又称三鹞，今河南鲁山县南）、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诸隘，则进入伊、洛流域，抵达号为“天下之中”的洛阳平原。

《史记·楚世家》载周定">周定王">周定">周定王二年（前605年），“伐陆浑戎，遂至洛，观兵于周郊”；并向使者王孙满询问周鼎之大小轻重，其大军走的就是这条道路。

其三，自申（今南阳市）西行，越今内乡、淅川人武关，经商洛山区过蓝田后，到达秦国所在的关中平原，后人或称其为秦楚大道。

周慎靓王">周慎靓王十一年（前311年），“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遭到惨败。《史记·秦本纪》载周赧王">周赧王二十四年（前291年），白起">白起攻楚，取宛（今南阳市）。秦昭襄王">秦昭襄王二十八年（前278年），白起">白起复攻楚，取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河南邓州），“赦罪人迁之”；次年便攻克楚国首都郢城。前后出师均是沿着此条路线。

此外，襄阳沿滚河东行，过今枣阳，可走桐柏山和大洪山间的谷道抵达随州，再顺涢水南下，经安陆、云梦进人江汉平原北端，抵达长江之滨的沔口（今汉口）。

江汉平原与北方联系的水路，则是通过汉水运输航行。汉水又称沔水，发源自陕南凤县，过汉中、安康盆地后，“自陕西白河县流入界，经郧阳府城南，又历均州及光化县之北，谷城县之东，又东至襄阳府城北折而东南，经宜城县之东，又南经承天府城西，荆门州之东，复东南出经潜江县北及景陵县南，又东历沔阳州北及汉川县南，至汉阳府城东北大别山下会于大江”。几乎是纵贯了整个江汉平原。《战国策·燕策二》载秦王威胁楚国说，“汉中之甲，乘舟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知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讲的就是将要利用汉水运兵伐楚。

襄阳又是南阳盆地南部湍河、白河、唐河几条川流收束而下、汇入汉江的地点。因此，楚地与北国的水运交通，可从沔口溯汉江而上，经鄢郢（今湖北宜城）、石门（今湖北钟祥）至襄阳后，又可分为二途，或继续西行人汉中盆地，或转入三河口（或称三洲口，今唐白河口），北上直航宛南。

顾祖禹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五·襄阳府》曰：“白河，府东北十里。其上流即河南南阳府湍、淯诸水所汇流也。自新野县流人界，经光化县东，至故邓城东南入于沔水。……或曰白河入汉之处亦名三河口。吴将朱然">朱然攻樊，司马懿">司马懿救樊，追吴军至三洲口，大获而还。又王昶">王昶屯新野，习水军于三洲，谋伐吴。《水经注》：‘襄阳城东有白沙，白沙北有三洲，三洲东北有宛口，即淯水所入也。’李吉甫">李吉甫曰：‘邓塞故城，在县东南二十二里。南临宛水，阻一小山，号曰邓塞。昔孙文台破黄祖">黄祖于此山下，魏常于此装治舟舰，以伐吴。陆士衡表称“下江、汉之卒，浮邓塞之舟”’，谓此也。”

由此观之，襄阳自春秋以来就是连接江汉平原和南阳盆地的重要交通枢纽，几条陆路水路在此交汇，使其成为沟通南北、承东启">启西的一个重要枢纽，因而在军事上具有极高的地位价值。如司马懿">司马懿所言：“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害，不可弃也。”庾翼">庾翼亦曰：“计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

顾祖禹则列举史实论道：“府跨连荆、豫，控扼南北，三国以来，尝为天下重地。曹操">曹操赤壁之败，既失江陵，而襄阳置戍屹为藩捍。关壮缪在荆州，尝力争之，攻没于禁">于禁等七军,兵势甚盛。徐晃">徐晃赴救，襄阳不下，曹操">曹操劳晃曰：‘全襄阳，子之">子之力也。’盖襄阳失则沔、汉以北危。当操之失南郡而归也，周瑜">周瑜说权曰：‘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及壮缪围襄、樊，操惮其锋，议迁都以避之矣。吴人惧蜀之逼,遽起而议其后，魏终得以固襄阳，而吴之遂屈于魏。自后诸葛瑾">诸葛瑾、陆逊">陆逊之师屡向襄阳，而终无尺寸之利，盖势有所不得逞也。”

襄阳之所以受到兵家的重视的另一原因，则是它周围的地形、水文条件有利于军事上的防御。襄阳城北临汉水，与樊城隔江相对，川流遄急,难以泅渡。蔡谟">蔡谟曾云：“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鱼贯溯流，首尾百里。”顾祖禹称其“盖谓襄阳以西”。按汉水在春秋时曾为楚国之北疆，并作为它的天然水利工事。后代割据江南者，亦需要把外围防线推广至淮河、汉水一带，才能确保其统治的安全。

徐益棠曾说：“襄阳群山四绕，一水纵贯”。鄂西北地区多为低山丘陵，襄阳城面向汉水，背依岘山，周围东有桐柏山，东南有大洪山，西北为武当山余脉，西南则为险峻的荆山山脉,构成了四边的屏障，便于设防而不利于车骑与大军的行动。汉水自襄阳城东向南曲折，从两旁的山岭之间穿行而过，顺流东南而下，至石门（今湖北钟祥）进人江汉平原。

襄阳正当其河谷通道的北口，正可以利用临城的汉水与周围的群山来封锁敌军的来路。所以《南齐书》称襄阳“疆蛮带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涂直至，跨对樊、沔，为鄢郢北门”。甄玄成亦曰：“樊、沔冲要，山川险固，王业之本也。”由于占据地利之险要，历史上守襄樊者屡藉城池山水之固，挫败来犯之强敌。如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关羽征襄阳，围曹仁">曹仁于樊城。“时汉水暴溢，于禁">于禁等七军皆没，禁降羽。仁人马数千人守城，城不没者数板，羽乘船临城，围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救兵不至，仁激厉将士，示以必死，将士感之皆无二。徐晃">徐晃救至，水亦稍减，晃从外击羽，仁得溃围出，羽退走。”

拓跋宏">拓跋宏

又南齐建武四年（497年）九月，北魏孝文帝帅众南征，“遂引兵向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沸地”。攻拔新野，并屡败齐兵于沔北，齐雍州刺史曹虎屯守樊城。十二月庚午，“魏主南临沔水；戊寅，还新野”。次年二月庚寅，“魏主将十万众，羽仪华盖，以围樊城”。曹虎坚守不下。“魏主临沔水，望襄阳岸，乃去。”

南方如果丢失了襄阳，就会造成极为不利的战略态势。如顾祖禹所言:“彼襄阳者，进之可以图西北，退之犹足以固东南者也。有襄阳而不守，敌人逾险而南，汉江上下，罅隙至多，出没纵横，无后顾之患矣。”

襄阳在历史上长期被作为军事枢纽，还有一个缘故，就是当地的自然环境相当优越，有利于垦殖，能为前线的屯军提供充足的粮饷。《读史方舆纪要》曾设论道：“客曰：然则襄阳可以为省会乎？曰：奚为不可？自昔言相中之地为天下膏腴，诚引滍、淯之地，通杨口之道，屯田积粟，鞠旅陈师，天下有变，随而应之，所谓上可以通关、陕，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者，无如襄阳。”襄阳附近低山丘陵之间多有可耕的平地，土壤肥沃，宜种粟稻桑麻。

同时，气候温和湿润，尤其是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时数达2000小时以上，是今湖北全省日照时数最多的地区之一，基本上可以满足两熟要求。鄂西北处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带北缘，自西北流向东南的汉江及其支流堵河、南河、汇湾河、官渡河、唐白河、清河、滚河，呈树枝状水系分布，汇集在襄樊地区，适于灌溉事业的开展。

著名的水利工程有汉代所筑六门堰，刘宋时曾予重修。“襄阳有六门堰，良田数千顷，堰久决坏，公私废业。世祖遣秀之修复，雍部由是大丰。”又有木里沟，又称木渠，“在县东。《水经》：‘沔水又南得木里水。’是也。楚时于宜城东穿渠，上口去城三里。汉南郡太守王宠又凿之，引蛮水灌田，谓之木里沟，迳宜城东而东北入沔，谓之木里水口，灌田七百顷。

羊祜">羊祜

历史上屡见在当地驻军屯田而大获成功者。如西晋与孙吴相持时，“羊祜">羊祜镇襄阳，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利，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又广事屯田，预为储蓄。祜之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杜预">杜预继祜之后，遵其成算，遂安坐而弋吴矣。”顾祖禹因此称“襄阳遂为灭吴之本”。

东晋庾亮">庾亮谋复中原，亦上疏朝廷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诛锄，众叛亲离。蜀甚弱而胡尚强，并佃并守，修进取之备。襄阳北接宛、许，南阻汉水，其险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镇襄阳之石城下，并遣诸军罗布江沔。比及数年，戎士习练，乘衅齐进，以临河洛。”刘宋元嘉五年（428年），张邵出任雍州刺史，“及至襄阳，筑长围，修立堤堰，创田数千顷，公私充给。”

从历史来看襄阳对南宋的重要性

在军事上，襄阳“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自古为兵家争夺之地，尤其在魏晋南北朝和南宋时期争夺异常激烈。

东汉初平二年（191年），孙坚">孙坚围攻襄阳，夜袭岘山中箭身死，被刘表">刘表反击，大败于此。赤壁之战，曹操">曹操失掉江陵巨镇后，在襄阳重兵戍守。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关羽力争樊城，利用汉水暴涨之机，淹没于禁">于禁等七军，兵威大振。曹操">曹操唯恐一水之隔的襄阳再有闪失，一面派大将徐晃">徐晃赴救，一面策动孙权">孙权攻打荆州。关羽">关羽腹背受敌，只好撤军。

后来，曹操">曹操失南郡而北归，周瑜">周瑜劝孙权">孙权道：“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此时，关羽">关羽再围襄阳，曹操">曹操畏其兵威，甚至谋议迁都。孙权">孙权不愿让襄阳落入刘备">刘备之手，又在关羽">关羽背后发动袭击，致使襄阳始终被曹操">曹操所控制。此后诸葛瑾">诸葛瑾、陆逊">陆逊之师，屡攻襄阳，而终无尺寸之功。魏人保襄阳，亦如手足之救头目；司马懿">司马懿曾说：“襄阳水陆之冲，御寇要地，不可失也。”后西晋果以襄阳为“灭吴之本”，统一天下。

东晋偏安江东，为保有东南，“强兵巨镇，尽在荆襄。”庾亮">庾亮任荆州刺史时，听说后赵国主石勒">石勒新死，曾建议立即发兵襄阳北伐，认为襄阳“北接宛洛，南阻汉水，其险足固，其土足食。”庾翼">庾翼也说：“襄阳荆楚之旧，西接梁益，与关陇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陆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并建议将襄阳与荆州联合起来，势同唇齿，以此为北伐基地。

桓温">桓温

后来，桓温">桓温北伐，发自江陵，道出襄阳，晋之号令，复接于中原。太元三年（376年），前秦国主苻坚">苻坚派遣大军三路会攻并夺取襄阳。晋大将桓冲">桓冲闻讯，率荆州7万精兵争夺襄阳，终未能收复。直至淝水战后，前秦元气大损，晋将赵统">赵统才收复襄阳，重新巩固了东晋上游这块战略要地。

南北朝时期，襄阳地处战守双方的结合部，被视为“王业之本”。南朝宋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宋为争夺中原，特意加强襄阳“资力”，将雍州、湘州所收赋税“悉给襄阳”，并派最得力的大臣在此镇守。朱军据此北伐，前锋直指潼关，充分显示了南国之威。南齐萧衍">萧衍以襄阳之力，扫土东下，只留下两个年幼的弟弟守护空城。魏将元英想乘隙攻取，却一直未敢出师。南朝梁中大同初年（546年），岳阳王萧詧">萧詧镇守雍州。萧詧">萧詧以襄阳形胜之地，梁朝立国之基，遇乱可成大业，遂生据为己有之心。次年，张缵奉命前来接替他的职务，他因舍不得丢掉襄阳，不惜投靠西魏。西魏权臣宇文泰">宇文泰先是凭藉萧詧">萧詧手中的襄阳吞并了荆州，反过头来又以荆州与萧詧">萧詧换取襄阳。襄阳这个地方，就是这样为人所重。

隋文帝">隋文帝因得襄阳而亡陈。唐初平萧铣">萧铣，亦分兵出襄州道。唐太宗">唐太宗置山南道于此，认为“天下之要领，襄阳实握之”。“安史之乱”，汴洛沸腾，而襄阳无虞，故而东南地区的物资，得以通过这里供给逃往四川的唐王朝。

北宋盛时，以襄阳为京西重地。南宋初，襄阳为伪齐刘豫所据。岳飞">岳飞上奏说:“襄阳六郡，为恢复中原基本。”后岳飞">岳飞一举收复襄阳。南宋陈亮">陈亮也认为：“襄汉之地，控引京洛，侧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带吴蜀，沃野千里，可耕可守，地形四通，可左可右。”

金、元之兵因此不敢轻易攻打襄阳。后来，元兵经过认真准备后才攻占樊城，逼使襄阳守将出降。元将阿里海牙人城后，得意洋洋地说：“荆襄自古用武地，汉水上流，已为吾有，顺流长驱，宋必可平。”南宋之亡，实始于襄樊之失。

从上述史实看，襄阳一隅，往往关系全局之安危与胜负。襄阳介于秦岭山地与江汉平原的中间，上游大部是山地，山间颇多小盆地和峪口；下游则湖泊连绵，地势低洼。自古往来于中原、两湖之间，南下则由此上船，北上则由此上马。及至现代，由襄阳出兵，东可以截断平汉（铁路线)，南可以会师武汉，北越南阳，可以袭击陇海，痛歼洛汴之敌；西趋秭归，可以堵塞巴峡，扼住川蜀之援。若以进图中原，襄阳也实为最适当的指挥基地。

对此，顾祖禹阐述道：“襄阳殆非武昌、荆州比也。吴人之夏口，不能敌晋之襄阳。齐人之郢州，不能敌萧衍">萧衍之襄阳。宋人之鄂州，不能敌蒙古之襄阳矣。昔人亦言荆州不足以制襄阳，而襄阳不难于并江陵也。三国争荆州，吴人不能得襄阳，引江陵之兵以攻魏，辄破于襄阳之下。梁元帝都江陵而仇襄阳，襄阳抉魏兵以来，而江陵之亡忽焉……五代时，高氏保江陵，赖中原多故，称臣诸国，以延岁月。宋师一逾裹阳，而国不可立矣。蒙古既陷襄阳，不攻江陵，而攻两郢也，亦以江陵不足为我难也。噫！孙氏有夏口，有江陵，而独不得襄阳，故不能越汉江尺寸地。晋人有襄阳矣，乃谓汉水之险，不及大江，甚且轻戍江北，重成江南，何其无志于中原也！幸而是时北人无能用襄阳者耳。彼襄阳者，进之可以图西北，退之犹足以固东南者也。有襄阳而不守，敌人逾险而南，汉江上下，罅隙至多，出没纵横，无后顾之患矣。”

人为的因素

蒙古攻占襄阳之后，因为耗费甚巨，元气大伤，亦无力继续南征。经过了一年多的恢复准备，在咸淳十年（1274）六月，忽必烈">忽必烈以南宋扣留元使郝经">郝经为借口，下令南征。“诏益兵十万，（阿术">阿术）与丞相伯颜">伯颜、参政阿里海牙等同伐宋。”其主力部队就是由丞相伯颜">伯颜统率，从襄阳沿汉水而下，攻郢州、鄂州，再顺长江直取建康。沿途攻战势如破竹，连败宋朝水师、步兵，在德祐二年（1276）二月进入临安，俘宋恭帝">宋恭帝，结束了建炎以来的偏安局面。

史弥远">史弥远

从南宋末年的国势来看，理、度二帝昏庸无能，先后有史弥远">史弥远、丁大全">丁大全、董宋臣、贾似道">贾似道等奸臣擅权用事，蠹国害民。由于政治腐败，奸佞当道，以致“在廷无谋国之臣，在边无折冲之帅”。国内物价飞涨，财政衰竭。军队纪律废弛，导致“士有离心而无斗志”。

因为当局“驭失其道，赏罚无章，中外之军往往相谓：战不如溃，功不如过”。南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颓溃之势显而易见，所以它的最终失败是在所难免的。另一方面，襄阳占有地利，城高池深，兵器粮饷储备充足，守军不乏抗击的决心，所以能够浴血奋战，抵御强敌达数年之久。但是，由于南宋统治集团的昏聩，对战役的指挥部署屡次犯有严重错误。

执政的宰相贾似道">贾似道寻欢作乐，荒废偏袒自己的亲信吕文德、吕文焕">吕文焕兄弟及范文虎">范文虎、夏贵、孙虎臣，排斥不肯附已之良将高达、李庭芝">李庭芝等人，未能组织有效的增援，还造成荆襄前线将帅不和，无法并力抗击元军；贾似道">贾似道也没有及时地在其他战场进行反攻，以牵制和分散围攻襄樊的元军。他们的运筹失策也加速了襄樊的陷落。

蒙古灭宋战争中的围攻襄樊之役，前后历时六年，耗费了巨额的财赋和人力，才攻陷了这座号称“京湖之首”与“天下之脊”的枢纽要地，打开了进军江南的大门。此后，蒙军“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顺利地实现了预期的战略计划。襄阳对于江南政权的屏蔽作用，可谓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正如顾祖禹所言：“观宋之末造，孟拱复襄阳于破亡之余，犹足以抗衡强敌。及其一失，而宋祚随之。即谓东南以襄阳存，以襄阳亡，亦无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