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多次北伐既是信念之战也是发现人才之战

有人认为诸葛亮">诸葛亮用人，有主客新旧之见。实则诸葛亮">诸葛亮用人，最高的原则还是认同汉室，勤于王事，致力于复兴汉室。在刘备">刘备驾崩前后，蜀汉内外危机重重，所以刘备">刘备让李严">李严与诸葛亮">诸葛亮共同辅政，意在借李严">李严安定刘璋">刘璋旧属。

现在，蜀汉内政安定，当前的国策是北伐，受遗托孤的李严">李严却成了这一事业的阻碍诸葛亮">诸葛亮在给后主的表中说到，“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在诸葛亮">诸葛亮上尚书的公文上，联名的文武官吏，阵容济济，可知此言不虚。诸葛亮">诸葛亮在给蒋琬">蒋琬、董允">董允的信还说到，陈震">陈震使吴时途经李严">李严处，归来对诸葛亮">诸葛亮说李严">李严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可知李严">李严用以安定旧人的角色也已成为过去。

秦汉以来，辅政大臣之间发生矛盾时，无不以酷烈的杀戮告终。汉武帝">汉武帝以霍光">霍光、上官桀">桀辅政，后霍光">霍光诛上官桀">桀，夷三族；孙权">孙权遗命诸葛恪">诸葛恪、孙峻">孙峻等人辅政，最后孙峻">孙峻杀诸葛恪">诸葛恪，夷三族；魏明帝">魏明帝遗命曹爽">曹爽、司马懿">司马懿辅政，司马懿">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曹爽">曹爽，夷三族。诸葛亮">诸葛亮处理李严">李严，只是将其废为平民，徙梓潼郡。

诸葛亮">诸葛亮用人，在认同汉室、勤于王事这一原则下，随才录用，所以，向朗">向朗、杨仪">杨仪那样以吏能见长而德行稍逊的人，用于北伐前线，以趋进取；而董允">董允、向宠">向宠、蒋琬">蒋琬这样德才兼备的人则委以宫府之事，以其为政治的根本，也是复兴汉室大业的根本。

概言之，在当时蜀汉，北伐讨贼、复兴汉室乃是最大的政治。它是高扬蜀汉政权合法性的旗帜，也是统摄蜀汉内政的主题。唯其如此，当诸葛亮">诸葛亮以先帝遗命而要求后主修身进德、克己节俭、任人纳谏时，后主不敢不从；当董允">董允节制后主采充后宫嫔妃人数，后主不敢违拗，抑制黄皓">黄皓那样“便辟侫慧”的宦人，黄皓">黄皓不敢为非。

吕乂">吕乂

唯其如此，当吕乂">吕乂那样的郡守募兵增补北伐前线时，“无逃窜者”。唯其如此，诸葛亮">诸葛亮废黜李严">李严那样的辅政重臣，却未如霍光">霍光废黜上官桀">桀那样引起政局的震荡。也唯其如此，蜀汉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才能够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北伐的进取力量，使蜀汉在危急存亡之秋的困局中站稳脚跟。这是北伐讨贼复兴汉室的主题与蜀汉内政的关系。

北伐是信念之战

《出师表》最突出的主旨还是北伐讨贼。诸葛亮">诸葛亮上表后，后主旋即下诏，授权诸葛亮">诸葛亮率军北伐。陈寿">陈寿所编《诸葛亮">诸葛亮集》中，收录了这篇诏书的原文。这篇伐魏诏，文章未必是诸葛亮">诸葛亮所拟，但蜀汉既然是“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北伐又是诸葛亮">诸葛亮生死以之的大事，这篇诏书攸关北伐的政治定性和政治宣传，而非普通文章，应该是经过诸葛亮">诸葛亮的审视，其主旨应该是由诸葛亮">诸葛亮定夺，因而可以视为反映了诸葛亮">诸葛亮的思想。

这是一篇武王伐纣式的诏书。它实际上相当于是一篇檄文。篇末也确实表明，它将“露布天下”。这篇文献，旨在给北伐以政治定性，也为北伐作政治宣传。诏书以“汤、武修德而王，桀">桀、纣极暴而亡”的三代兴衰轨迹，验证“福仁而祸淫”的天地之道和“善积者昌，恶积者丧”的古今常数。以此为基准，对汉末以来的历史进">史进行了一番阐释。从董卓">董卓之乱开始，到曹操">曹操“窃执天衡”，曹丕">曹丕“盗据神器”，再到曹叡">曹叡这样的“残类余丑”，“恣睢河洛”，以至汉祚中微，帝命陨越。刘备">刘备应天顺民，建位易号，继承汉室，不幸中道崩殂；刘禅">刘禅继统鸿基，光载前绪。

现在，诸葛亮">诸葛亮由刘备">刘备遗命相托，由后主明确授权，将率大军北伐，“除患宁乱，克复旧都”。经过这番论述，曹氏在北方的统治，定性为凶为逆，为篡为盗。诸葛亮">诸葛亮的北伐便如武王伐纣一般，属于“恭行天罚”。

自秦汉以来，德与暴、善与恶、福与祸、兴与亡，便成为中国政治史上用以总结盛衰兴亡的最核心的概念。这组概念的对称性也基本上揭示了兴亡转换的轨迹。诏书中将这一轨迹拔到天地之道和古今常数的高度，意谓善恶与兴亡的对应关系乃是亘古不变的规律。

诏书中再次引用了刘项之争的历史作例证。刘邦">刘邦开创大汉基业的经验，其实也验证了“善积者昌，恶积者丧”的古今常数。而且，这一规律就运用和贯彻在刘邦">刘邦取天下的战略指导中。刘邦">刘邦还定三秦后，东向以争天下。到洛阳后，有三老董公建议刘邦">刘邦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师出无名，事故无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大王宜率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诸侯而伐之，则四海之内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

“顺德者昌，逆德者亡”与“善积者昌，恶积者丧”，意旨完全一致。要让这一规律成为战略指导，要点在于判明彼此的善恶归属。“明其为贼”，才师出有名；师出有名，才能争取到广泛的支持者。刘邦">刘邦采纳了董公的建议，为义帝发丧，并发使遍告诸侯，指明项羽">项羽放杀义帝，大逆无道，自己“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此举堪称政治大手笔。

刘邦">刘邦

后来刘邦">刘邦又布项羽">项羽十大罪，也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在短短的时间内，项羽">项羽就由天下诸侯尊奉的霸主变成了天下人的“共敌”，刘项之争因此而成了善恶之争，刘邦">刘邦东向以争天下的行为也因此而成了为天下人除残去暴的义举。刘邦">刘邦能获得诸侯的拥护，以弱为强，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消灭项羽">项羽统一天下，实得益于此。

汉兴的历史，是诸葛亮">诸葛亮一再借鉴的经验。诸葛亮">诸葛亮在《正议》篇中也曾以刘邦">刘邦灭项羽">项羽的例子来表明，王者之兴，在德不在力。“据道讨淫，不在众寡”。这篇北伐诏的主旨，与诸葛亮">诸葛亮的《正议》篇、与刘备">刘备称帝时的告天之文，一脉相承。刘备">刘备在称帝时的告天之文中以“汉有天下，历数无疆”来表明，刘氏仍享有天命，他是刘邦">刘邦和刘秀">刘秀事业的继承者，他将“恭行天罚”，完成汉室的再次复兴；诸葛亮">诸葛亮作《正议》篇，则是在蜀汉内有帝业合法性危机、外有曹魏“欲使举国称藩”的和平统一攻势的内外危机中，坚定对复兴汉室事业的信念；现在，诸葛亮">诸葛亮北伐，正是在秉承刘备">刘备的遗命，践行他复兴汉室的信念。

一如他在《正议》篇中表明过的，复兴汉室的事业是“据正道而临有罪”，此时，他定性蜀汉的北伐是“恭行天罚”，是“指讨凶逆”，是“除患宁乱”，是伐罪。如此定性北伐的政治性质，北伐才是善对恶、正义对不正义的战争；如此定性北伐，它才不是穷兵黩武，也不是争地逐利；如此定性北伐，它在蜀汉内部才能获得认同和支持，才能够产生凝聚力；如此定性北伐，它在北方才能产生号召力，以争取响应。

更重要的是，如此定性北伐，致力于北伐的这个政权的政治定位才足够清晰：北伐的旌旗所指，曹氏为凶为逆为盗为篡，被攘夺的天下才仍是汉室的天下，而这个政权正代表汉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北伐在撑起汉室；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北伐在支撑蜀汉政权的合法性。

对诸葛亮">诸葛亮来说，北伐讨贼，并非一纸虚文。在那个时代，以善恶与顺逆来为自己正名，稍有政治头脑者，都应该知道。曹操">曹操会把自己对群雄的征讨说成是“奉辞伐罪”，审配">审配也把袁绍">袁绍对曹操">曹操的战争比作“武王伐纣”，陆逊">陆逊也把对刘备">刘备的战争说成是“以顺讨逆”，日后魏明帝">魏明帝也会把诸葛亮">诸葛亮说成是“淫昏之党”，把诸葛亮">诸葛亮的北伐说成是“驱略吏民”、“盗利祁山”。似乎谁都可以拿善恶来">恶来为自己脸上贴金。

善恶之争也就变成了口水之争，结果只能说是成王败寇，由最后的胜利者来分贴善恶的标签。以此之故，人们也就把政治军事斗争中的道义主张和价值诉求视为虚文，视之蔑如。战略思维的水平也就愈趋低下。

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里，道义之争——善恶与顺逆的判明——对于政治斗争的意义，是经由人心的认同而显明出来的。政治斗争中的策略，在于争取这种认同，更在于塑造这种认同。在具体的历史环境里，形势往往错综复杂，矛盾关系也错综复杂，问题往往具有多面性。纷乱世局中的人们，却渴望看到安身立命的希望。唯有从错综复杂的形势中提炼出简明的主线，历史才会形成起伏浮沉的汹涌力量，而不是涓涓散流。将天下分判为简明的善恶阵营，肯定有一个简化的过程。

端木赐">端木赐

连子贡">子贡都说商纣王">商纣王可能并不如传说中的那么恶，只是居天下之下流，所以众恶归之。言与行违，固然不能赢得认同；但若不能将一种行动的道义与价值意义简明地凸显出来，它也难以赢得认同。檄文之类的文宣之争，旨在突出一个鲜明的视角，引导人们去认识当前的形势，从而知所取舍，知所趋归。一种政治势力的兴起，往往是顺应一种潮流，更推动这种潮流，直到把自己推到历史的浪尖。顺应潮流又推动潮流，即是争取认同更塑造认同的过程。但顺应潮流与推动潮流，往往交融在一个难以分厘的浑厚流程里；同样，高明的战略家往往将争取认同与塑造认同彼此内置到浑圆不着痕迹。

高明的策略是在议题和行动中显明彼此的善恶归属，而不只是一纸虚文。就拿刘邦">刘邦来说，他是以为义帝发丧这一具体的议题来移转天下人看待刘项之争的视角，让自己站在讨逆的立场上；即使是在战况最艰难时，他也以荥阳和成皋的坚守，来坚守这一立场。日后诸侯们推戴他称帝时，便把“诛暴逆”——暴指秦，逆指项——作为他帝业的功德基础，显示出在大家的认同中，刘项之战就是刘邦">刘邦讨逆之战。而塑就这一认同的，正是为义帝发丧这样的政治大手笔和他在艰苦卓绝中的坚守。

诸葛亮">诸葛亮的北伐也是如此。他北屯汉中后，就再也没有回过成都，没有回过巴蜀，即使是处理废黜李严">李严这样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没有回过成都。虽然有过挫折，却并不颓唐，他锲而不舍，屡挫屡战，愈挫愈奋。他最后死在北伐的前线。他遗命葬在汉中——他长年经营的北伐基地。他以他生前的努力和身后的安排，立起一个努力北伐的坚定身影，即使是在身没之后，依然魂魄依依，期勉他的后继者们，致力于他未竟的事业——北伐讨贼，复兴汉室。

对诸葛亮">诸葛亮来说，北伐是信念之战。他努力北伐的身影有多坚定，北伐的旌旗有多高扬，对汉室的信念才会有多坚定。刘备">刘备遗命后主兄弟，对诸葛亮">诸葛亮事之如父。诸葛亮">诸葛亮对后主反复叮咛，谆谆教导时，他确实表现出父执辈的尊严和慈爱；而在念及自己就要远出北伐时，竟然“临表涕零”。回顾生平明其素志的部分，辞情感人。那一刻，似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充盈在诸葛亮">诸葛亮的胸怀。知其不可为而毅然为之，唯有生死以之。

在中国古代，继绝兴微被赋予一种德的光芒，正在于它是在风雨如晦的逆势境遇里，毅然扶持孤弱的正义与良善所焕发出的崇高感。继绝兴微，复兴汉室，诸葛亮">诸葛亮将其当成自己生死以之的使命，也将其变成蜀汉上下“贤愚佥忘其身”的使命，因此，蜀汉虽据巴蜀一隅之地，但在诸葛亮">诸葛亮主政时期，蜀汉内政表现出少有的清明，蜀汉处于最弱的一方却最具进取性。蜀汉政治整体上表现出一种上扬感，而无割据偏安的萎缩感。

这是诸葛亮">诸葛亮的北伐所焕发出的理想性的一面。正是由于这一理想性，他复兴汉室的事业虽然最终没有成功，却赢得了后世的同情和敬重，赢得了后世的景仰。诸葛亮">诸葛亮的北伐，是为汉室的信念而战，为继绝兴微的使命而战。这一信念，融贯在这篇感撼千古的表文里，融贯在随后开展的北伐行动中。

北伐是发现人才之战

史家一般认为，诸葛亮">诸葛亮的北伐活动是继续执行刘备">刘备以来以攻为守的国策。今天重新研究这段历史，有两个问题不可理解：

魏延">魏延

1、假如北伐是蜀汉以攻为守的国策，那么目的就在于用战争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但魏延">魏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为什么诸葛亮">诸葛亮不愿意以自己精锐乘曹魏防守薄弱之机大量杀伤敌人呢?

2、每次北伐，不论曹魏军队多少，也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为什么都必须非诸葛亮">诸葛亮亲自挂帅不可?汉中对蜀固然有“咽喉之地”的重要，但对曹魏就不同了。

《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初，魏武之留渊、郃也，以鸡肋示外，外人莫察，惟主簿杨修">杨修知之，故曰：‘夫鸡肋，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以比汉中也”，从地理位置上看，汉中是蜀之咽喉，有唇亡齿寒之重。但离魏国都城洛阳太远，中间又有长安、渭水之隔。就当时蜀汉的兵力、物力及三国之间的形势，想大举攻伐魏国是不可能的。

魏国的主要对手和军事威胁是吴国，也没有条件和准备攻灭蜀汉。因此，汉中仅仅是魏国的“鸡肋”而已。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刘备攻下汉中郡，说：“孟德虽来，无能为也，我必有汉川矣。”他“将还成都，当得重将以镇汉中，众皆以必张飞">张飞，张飞">张飞心亦自许。先主乃以牙门义阳魏延">魏延为镇远将军、汉中太守。先主大会群臣，问延曰：‘今委卿以汉中，卿居之若何？’对曰：‘若曹操">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若偏将十万而来，请为大王吞之。’众壮其言”。可见，汉中地势对蜀汉政权特别重要，一旦据有汉中，就能进可攻，退可守，所以刘备">刘备无须派重将张飞">张飞镇守，偏将魏延">魏延足以拒曹操">曹操“举天下而来”。

蜀汉只要守住汉中天险，即可保住蜀汉安全，完全不必倾国力、物力出击曹魏，因为这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诸葛亮">诸葛亮也意识到这点，正如他所说,“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当诸葛亮">诸葛亮屡次北伐时，汉中郡一直在蜀汉的手中。

那么，诸葛亮">诸葛亮为什么要大肆伐魏不止呢?为什么要将他最后的生命耗费在徒劳的战争中呢？

诸葛亮">诸葛亮

诸葛亮">诸葛亮之所以尽毕生精力北伐，其目的是多重的，有复合君主制中丞相权力的表达方式；有以攻为守锻炼军队的意图等，这里强调的是诸葛亮">诸葛亮还试图通过对外战争的特别渠道，培养、发现和搜罗蜀汉治国用兵之才，来弥补蜀汉存在的严重的人才不足情况。

蜀汉政权仅限于东汉一个州为主，又居西南之隅，对于长江下游的三吴之地，有长江三峡之隔；对于历代政治文化集中地——中原地区，又有秦岭之阻。在东汉末的北方士人大流动浪潮中，方向主要是长江以南的孙吴之地，只有很少的人才流入益州。这使得蜀汉政权明显感到“小国贤才少”。考察刘璋">刘璋、刘备">刘备时期所用人士，主要是汉末南来的北方士人。

三国鼎立之势形成以后，南来北往的人才流动已经断绝，加之蜀汉政权中的许多重要政治家、军事家相继去世，如刘备">刘备、关羽">关羽、张飞">张飞、法正">法正等，蜀汉政权内出现了严重人才缺乏的局面。又由于长期的文化落后和地理环境闭塞，仅靠蜀汉国内自生自长，一时无法培养出大量国家急需人才，尤其是带兵打仗的军事将领。

因此，诸葛亮">诸葛亮为了解决国家乏人与一时无法自我产生的矛盾，就通过战争这样的途径，在非常场合，培养、发现国家急需的栋梁之才。而这个特别的培养、发现人才的过程,又是由诸葛亮">诸葛亮亲自主持并实现的。

诸葛亮">诸葛亮去世后，北伐之事虽然不断，但都以保住汉中为满足。“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三国志·姜维">姜维传》注引《汉晋春秋》中费祎">费祎的解释：“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幸而决成败于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费祎">费祎深知诸葛亮">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故劝姜维">姜维“以俟能者”。蜀汉重臣都急迫地感到蜀汉政权乏人、急需人。

综上所述，诸葛亮">诸葛亮北伐的目的之一在于，通过对外战争的特殊渠道，亲自选拔蜀汉所急缺的帅才、将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