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明月》朱棣抄50遍的“魏武三诏令”，助曹操称霸，影响千年

由高希希导演的明朝历史剧《山河明月》播出，剧中重现了一些历史故事，也有一些和历史不符的部分，这引起观众的热议。不过，电视剧毕竟是文艺作品，因此大家也不能对它太苛刻。

剧中，太子朱标要重用叛将盛庸，燕王朱棣认为盛庸是个“反复小人”，力劝大哥不要重用此人。朱标认为弟弟太年轻，让朱棣抄写50遍“魏武三诏令”后再来讨论此事。后来，朱标又将此事汇报给了朱元璋，朱元璋对太子充满赞许之意，这无疑是对“魏武三诏令”的认可。

那么，剧中反复提及的“魏武三诏令”到底是什么？他为何能得到明朝第一位皇帝和第一位太子的双重认可呢？本文，笔者不讨论电视剧，只和大家分享曹操这道影响中华千年的“魏武三诏令”。

“魏武三诏令”诞生于东汉末年，他的“作者”是魏武帝曹操。不过，“魏武三诏令”不是一份文件，说白了，他是曹操颁布的三道求贤诏书的合称。这三道求贤令可以说是有划时代的作用，对后世帝王的用人有非常深远的借鉴意义。

曹操的前半生是幸运的，他本姓夏侯，过继给了曹家。20岁的时候靠“举孝廉”成为郎官。黄巾军起义爆发后，他靠着镇压黄巾军逐渐成熟。到董卓篡位时，曹操再次起兵，靠着征讨董卓而成功崛起。建安元年，曹操迎回汉献帝，而后在“官渡之战”中击败袁绍，从此统一北方，进丞相、封为王，挟天子而令诸侯。

由于前半生太过幸运，让曹操没想到的是，建安十三年，他遭到了一次较大的挫败——“赤壁之战”。

据《三国志·武帝纪一》记载：

曹操兵强马壮，人数众多，无奈他遇到了孙刘联军，周瑜和诸葛亮都是当世人杰，再加上东风故意给曹操作对、曹操军中有发生疫病，死伤惨重，曹操兵败撤军。

赤壁之战是曹操控制汉献帝后遭遇的最大挫折。这让他开始对自己进行了全方位的反思。

这一年，曹操写下了著名的《短歌行》

曹操认为，天下枭雄之争，归根结底还是人才之争。然而，孙权、刘备都在招揽人才，如何才能得到人才，这是他面临的最大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建安十五年，曹操颁布了第一道求贤令，也就是“魏武三诏令”中的第一条，诏令全文是：

这道诏令出自《三国志·武帝纪一》，内容很长，省略了一小部分。

在诏令中，曹操点出了人才对君主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人才不是你坐在家里等，他就会自动找上门的，人才需要主动去“求”。而自己对于求才则非常急切，即“特求贤之急时也”。这里面曹操举了3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三个例子有递进的作用。

第一，齐桓公之所以能称霸，是因为他得到了管仲这个人才。这是最理想的君臣模式，齐桓公有君王之量，管仲才德兼备。这个例子重在说明人才的“主动”性，即：管仲是鲍叔牙推荐给齐桓公的，有人推荐人才，对君主来说是相对轻松的。

第二，周文王渭水之滨遇姜尚。这个例子重在说明人才的“偶然”性，若周文王没有遇到姜尚，二者怎能携手成就霸业？

第三，刘邦重用陈平的例子。这里的“盗嫂受金”指的是刘邦麾下的重要谋士陈平。陈平未发达时，曾和嫂子有染，发达后又接受别人的贿赂，陈平很明显是一个有“污点”的人。但是，他却帮了刘邦的大忙。这个例子重在突出“人才”和“品性”是两个概念。

曹操的第一道求贤令，意思非常明显：从前的君主招揽人才，要么坐享其成，要么偶遇，要么选择德才兼备的人。然而，这样的人能有多少呢？曹操认为，在非常时期，用人要唯才是举，他的道德是次要的。

自东汉开始，“举孝廉”的模式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考察人才，第一项就是要看这个人的道德上有没有问题，曹操本人也是靠“孝廉”身份发迹的。曹操的这道求贤令，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唯才是举”，不优先看道德，而先看才能，可以说有颠覆意义。

这就是“魏武三诏令”的第一令，他仿佛是一声惊雷，开启了选取人才的新模式，拓宽了后世君主的用人范围，影响巨大。

建安十九年，马腾之子马超在西凉起兵，孙权进攻合肥，刘备攻打益州。曹操突然间发现，他本有雄心统一天下，事实上是，想做到统一实在太难，就连自己已经得到的半壁江山也遭到了群狼环伺。于是，曹操渴望人才的心情更加强烈。

当年，曹操颁布了第二道求贤令，这也是“魏武三诏令”中的第二道，根据《三国志·武帝纪一》记载：

这道求贤令，曹操再次以陈平“盗嫂受金”为例，又增加了挂六国相印的苏秦“不信于天下”的例子，进而让各州县去挖掘这类人才，送到朝堂。

曹操的想法很简单，只要你有能力，不管你是什么鸡鸣狗盗，尽管举荐过来，说不定你就是下一个陈平或苏秦呢？颇有一种“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理解。

到了建安二十二年，也就是曹操生命的倒数第三年。此时，曹操已经感觉到自己身体状况的下降，他再一次发布求贤令，这是“魏武三诏令”中的最后一道诏令：

第三道求贤令，曹操列举了包括“陈平偷嫂”、“吴起杀妻”等人的例子，并且描述了他们后期发挥的巨大作用，进而让大家更大限度的推荐人才。

笔者认为，曹操的第三道求贤令比前两道更加“赤裸”，因为他最后一句竟然直接告诉大家“不仁不孝”的人也可以用。

曹操的“魏武三诏令”产生在东汉末年，在当时人们围绕道德取士的大环境下，他提出的唯才是举，甚至不管对方是不是“不仁不孝”，这种选人的举措无疑是一种惊雷，甚至有些“大逆不道”，很难被一些人接受。但在曹操的力推下，曹魏很快吸引了众多人才。

那么，曹操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布“魏武三诏令”呢，笔者认为，除了渴望人才，曹操至少还有三方面的考量：

第一，曹操认为他的“魏武三诏令”为那些底层人才以及有污点的人才提供了一条上升的途径。有利于自己更多地吸纳人才。例如，著名的发明家马钧若不是曹操慧眼，他是不可能为古代做出如此贡献的。

第二，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自称魏王，这本就让传统的汉朝臣子不满。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曹操唯有大力削弱旧臣，启用新人。这也是曹操能够在赤壁之战后迅速恢复元气，再次称霸北方，威慑孙、刘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魏武三诏令颁布完毕后，曹操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要给儿子曹丕留下一条清晰的取士途径。这也是曹丕能够顺利称帝，建立曹魏王朝的基础之一。

换句话说，魏武三诏令，对曹操的称霸，曹丕的称帝，都有推动作用。

“魏武三诏令”既然是打破已有的取士制度，那么，他必然会遭到世人的反对，甚至遭到后人的唾弃。

首次，“魏武三诏令”提出的“唯才是举”思想，让从西周以来一直被提倡的礼仪和文教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冲击必然会给底层文化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其次，曹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他能另辟蹊径，用“才”来衡量士子，含有一些奸雄的霸道作风。他这种做法虽然收揽了大量人才，促使曹丕称帝，但这种人才除了曹操和曹丕，其他人根本驾驭不了。曹魏王朝最后似乎还是毁于那些光有才干、道德扭曲的人手里。当然，自东汉末年开始，王朝更迭，权臣篡位已经司空见惯，即使没有“魏武三诏令”，曹魏最后的结局可能也一样。我们虽然不能把曹魏的灭亡全部归咎于“魏武三诏令”，但不能忽略这种因素的影响。

第三，实际上，不仅仅是曹魏王朝，在魏晋之后，也有一些帝王采取不择手段的驭人之法，也给王朝造成了巨大损失。例如，本文开篇提到的《山河明月》中，明太祖朱元璋就是倡导这一做法的帝王之一，他选择胡惟庸为中书丞相，并非不知道胡惟庸有缺点，然而，他最终还是用了胡惟庸。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3万人被杀，王朝都在流血。

所以，有人认为，“魏武三诏令”实则是贻害千年的人才政策。

对此，笔者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魏武三诏令”，“魏武三诏令”有它的创新性和进步意义。

第一，曹操所谓的“唯才是举”，是在人才引进困难的情况下提出的，他并没有完全舍弃道德层面的考量，只是把“道德”的优先级下放到了“才能”之后。

第二，东汉持续一百多年的“举孝廉”政策，也出了许多奸臣，也有很多弊端。例如，这种“德”的评判标准掌握在地方官员和豪绅手里，说到底还是背后有人操纵。有些地方甚至明码标价出售“孝廉”名额。所以说，“唯才是举”，是对传统用人方式的一种补充。

第三，道德的选拔，难以把握相应的尺度。曹操提出的“才”，远比“德”更容易衡量。是骡子是马，把人才拉出来遛一遛就知道，而不是对“人才”进行长达数十年的“道德观察”，这不仅浪费时间了世家成本，也容易被表象所蒙蔽。所以，这是“魏武三诏令”的进步之一。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魏武三诏令”影响了中华一千多年，这个政策本身并没有过错。至少，他远比那些“德才兼备”的口号实在的多。它为中国古代用人制度扩充了渠道，同时，也为古代封建帝王用人制度提供了补充。

但同时，笔者认为，思想道德和文教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我们在考察人才的能力时，不能忽略对他们进行道德的教育。

《帝王家训》中说：良匠无弃材，明君无弃士。

唯才是举没有错，但是，在使用人才时，要用更加规范、更加详尽的律法来对人才进行约束。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人尽其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