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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与焦灼:拉登·萨利赫与十九世纪东南亚艺术

来源:历史知识网

东南亚的身份是模糊的,西方视之为通往中国的过渡地带,中国视之为朝贡体系附庸。对西方来说,它是旅途,不是目的。对中国而言,它是附庸,不是主体。今天,东南亚满足了西方背包客廉价旅行的需求,也是中国出国游产业链的低端,哪怕这是世界上文化最复杂、信仰最多元、文明冲突最激烈、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

在这片季风吹拂的土地上,外界对其艺术的认知是空洞的。游客打卡照里的佛塔、寺庙、石雕就是东南亚艺术的可怜证据,捆绑在旅游业秩序之下,混迹在消费、游乐、走马观花中。然而这片由岛屿、半岛与海洋组成的区域在十九世纪已萌发了现代艺术,与同时期欧洲艺术并驾齐驱。十九世纪是东南亚的转折,从古老迈向现代,殖民主义将这片土地纳入世界秩序,东南亚作为一个概念由此诞生。

倘若不知画家的名字与出生地,大概无人相信这些收藏于荷兰国家博物馆的油画出自一位赤道岛屿画家之手。它遵循欧洲新古典主义审美准则,又萃取浪漫主义画派精髓,与法国的霍勒斯·韦尔内、欧仁·德拉克罗瓦、荷兰海牙画派有着千丝万缕联系。这位名字包含贵族称号“拉登”的画家,来自爪哇岛。

创作《逮捕蒂博·尼哥罗》时,已是拉登·萨利赫从欧洲返回爪哇的第五年。1852年,旅居欧洲23年的拉登·萨利赫返回故乡。纵然拉登·萨利赫的爪哇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尤为突出,但艺术史学家认为早在欧洲之际,民族主义就深埋在画家心中。虽然荷兰宫廷画家的任务是为宗主服务,但拉登·萨利赫的作品却饱含对爪哇自然的野性崇拜和敬畏之心。

十九世纪的东印度群岛尚未产生成熟的反殖民主义运动,但印尼国父苏加诺认为拉登·萨利赫早已在他的作品中释放了强烈的民族信号。这些送给欧洲君主的画作中凶残的猛兽、决死的激情,透露着爪哇岛狂野不羁、难以驯服的天然本性,血盆大口的野兽让畏惧之心油然而生。

拉登·萨利赫生日不详,一般认为出生于1811年中爪哇三宝垄贵族家庭,他是三宝垄摄政王的近亲,特权出身让他有机会接触欧洲艺术教育。

在荷兰的十年间,拉登·萨利赫接受严格的西方油画训练,遵循当时备受推崇的新古典主义范式,加上为荷兰王室与政权服务的要求,风格正统严肃,人物肖像庄重、严谨、古典、高贵,风景画静谧圣神。

德国东方主义始于蒙时期,莫扎特歌剧《后宫诱逃》、歌德抒情诗集《西东合集》都是德国东方主义文化瑰宝。19世纪中叶的德国与英法等国不同,彼时的德意志是个尚未统一的松散联邦,也没有海外殖民地,它对东方的着迷是更为纯粹的文化渴望,没有政治欲望,因此拉登·萨利赫可以自由表达,没有政治包袱。

巴黎的艺术沙龙和艺术展产业发达,拉登·萨利赫也由此第一次进入现代艺术市场。时至今日,拉登·萨利赫为数不多的流入艺术市场的珍品大多在法国,他在法国期间的创作,版面巨大、壮丽宏伟,非常适合沙龙展出与艺术交易。

梦想与焦灼

在1953年的印尼茂物,印尼总统苏加诺站在拉登·萨利赫纪念碑前讲到:“我们站在父辈的神圣土地上,站在一位伟大印尼人的伟大墓碑前向英雄致敬。我们的自由在于,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都强大起来的民族。不幸的是,文化被排在最后,总是被忽视。但政治、经济、社会成就总是容易被遗忘,文化价值却源远流长。”

今天,拉登·萨利赫的作品与个人形象已成为印尼当代艺术家取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但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拉登·萨利赫作为印尼艺术鼻祖的正当性,甚至认为他只是东南亚艺术的边缘人物,因为他只不过是幸运罢了,由于恰好高贵出身与机遇而获得去欧洲的机会,仅此而已。他不断在欧洲社会阶梯中向上攀爬,也与印尼民族英雄的作为相悖。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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