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是怎么的存在？当时的世家豪强是如何崛起的？

东汉(25年—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继西汉之后又一个大一统的中原王朝，传八世共十四帝，享国一百九十五年，与西汉统称两汉。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每一个新王朝的建立，都是一次对旧王朝的革命，这是个刮骨疗伤的痛苦过程。但总有那么一些王朝的建立者在这个过程中走了一些捷径，让革命的进程大大加快，其副作用就是革命的效果大大降低，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王朝最突出的有两个，分别是东汉和两宋。

最乏力的皇权

公元40年，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已经登基整整十六年了，但此时他烦恼不已。

刘秀建立的大一统东汉政通人和，又恰逢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科技大发展时代，社会生产力获得质的提升，经济得以很快从新莽的混乱中恢复，那还有什么事情让开国皇帝烦恼呢?

这个烦恼来自刘秀的一道政令，经过混乱的新莽和起义军混战，天下户籍和土地数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偏差，在战争中土地记录被毁，很多田地被人趁乱侵占，刘秀希望做一次严格的土地和户籍整理。

这是个多么明智且正常的政令，在东汉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底下的官员们阳奉阴违、官官相护，在刘秀的多次严厉督促下政令终于得以真正实施，然而由于此举侵犯了世家豪族的利益，派到地方上的官员屡屡被杀，甚至不是暗杀而是直接截杀。而这一切在青、徐、幽、兖几州尤为严重。

要知道这不是王朝末年，皇权式微的时代，这血淋淋的事情是发生在马上皇帝的开国时代，这本应该是皇权最强大的时代，一个真正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时代。同时发生这一切的地方并不是帝国边陲，而是真正的帝国腹心之地。

而面对针对皇权的如此挑衅，刘秀采取了怀柔之法，最终虽然达到目的，但是作为权威最盛的开国之君尚且只能妥协，让人起疑。同是开国之君的朱元璋是怎么巩固皇权的?掀起洪武三大案将朝官屠戮近半。

行政效率低下——东汉之殇

刘秀对皇权挑衅的温和处理，其实折射了整个东汉王朝的一种致命问题——行政效率低下。而导致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东汉“黑社会”——世家豪强。

首先什么是豪强?豪强这个社会群体的诞生源自于汉武帝财政改革的副作用。这些豪强起于工商业家族，壮大于汉武帝的国企制度。他们垄断了社会经济中的工商业，通过工商业聚集了天大的财富，同时由于国家财政对工商业的压榨，他们又不得不将工商业获得的利润用以囤积土地和购买官爵。

在汉武帝后的百年西汉史，其实就是这些豪强的壮大史，他们在国家制度的夹缝中成长为兼具财权的家族，他们掌控了地方官的举荐权，掌握了大量核心生产资料土地和作坊，通过生产资料他们又掌握了地方上大量的百姓。在汉代他们就是黑白两道通吃的“黑社会”。

在盛世他们附着在地方上抽血，在乱世他们通过所掌控的人、地、钱三大要素，成为地方一霸，并在地方上广建坞堡，俨然国中之国，城中之城，中国的坞堡文化就始于豪强。而豪强中的佼佼者就成为了世家，在西汉皇权通过外戚权衡世家，而悲剧的是在东汉外戚就是世家。

这些“黑社会”势力在地方上一手遮天，他们破坏了东汉的官制，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横插入了世家豪强的一席之地，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泼天的富贵，但也导致了东汉中央与地方的行政脱节，进而导致了经济和军事上的脱节。

东汉“黑社会”的崛起

那么刘秀为什么会坐视这个群体的崛起，因为刘秀的先天不足。在新莽乱世中刘秀起势太晚，错过了天时、地利，于是刘秀只能在人和上下文章。刘秀的“光武中兴”绕不开三个群体，分别是“南阳派”、“河北派”与“西北派”。

南阳世家是刘秀的元从，河北世家是刘秀占据两京的重要助力，西北派帮助刘秀艰难战胜了陇右隗嚣势力。值得一提的是刘秀和阴丽华的婚姻作为中国历史上难得的帝王风月，但阴丽华就是南阳世家的代言人;伏波将军马援是民族英雄，但他是西北军阀马家的代言人;东汉中期的大将军窦宪，远征漠北燕然山扬大汉军威，但他是西北军阀窦家的代言人。几乎所有在东汉历史上留下名姓的人物都是各大世家豪强的人，而细数东汉历代皇后，均是出自世家，唯有和世家彻底闹翻的汉灵帝的皇后出自小家族何氏。

利用世家，刘秀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但是尾大不掉的世家，在他开国皇帝的权威下都不能削弱，后世守成的君王更没有了希望。

王朝的崩溃

东汉百年历史就是与世家豪强跌跌撞撞间走过来的，东汉形成了另类的“无为而治”，不是不想治，而是政令难出两京。在极端低下的行政能力破坏下，帝国的财政也趋于崩溃了，更遗憾的是东汉还遇上了长达一甲子的羌乱，公元103年，西羌攻破临洮的同时，东汉首都所在的京畿地区出现史无前例的饥荒，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帝国财政彻底崩溃了。

羌乱最盛时，西出长安非汉土

看过《三国演义》的朋友，应该清晰的记得书中出场率颇高的一句话——“昔桓灵无道”。这说的是东汉后期桓帝和灵帝二人，对此我持不同的意见，灵帝确实无道，桓帝却是情有可原。

面对崩溃的帝国财政和行政，桓帝这个操劳的皇帝开始了他的变革，这里主要有两点，其一，重用宦官以抗衡外戚和世家联合的局面，从而维护皇权;其二则是削减官员俸禄。桓帝此时就像帝国的补锅匠，他燃烧了自己的生命苦苦为帝国续命。

而紧接其后的灵帝则是彻底的亡国之君气象了。他继承和发扬了桓帝的一些制度，在宦官上灵帝扶持期了臭名远扬的十常侍，制衡世家豪强。而他发扬得更彻底的则是汉代传统——卖官制度。

他明码标价了包含三公九卿的所有官职，三公的价格一千万，九卿的价格五百万，原来汉代卖官只是特殊情况下的制度，而灵帝将其变成常态，而且覆盖面是所有官员，也就是说只要是官就要交钱。为了多收钱，灵帝屡次调动官员，而每调动一次就收一次钱，为了照顾官员的现金流，甚至还有先当官，后交钱的分期模式。

更令人愤怒的是，其他皇帝卖官是为了补贴朝政，而灵帝完全为了私欲，他的设置了万金堂，所有卖官所得均入自己的私库。这一切终究引发了席卷全国的黄巾起义，前期黄巾起义的快速扩散正是因为中央行政的低效和地方豪强的冷眼旁观，直到黄巾军为凑齐军资开始洗劫豪强的坞堡，豪强世家门才发现黄巾军是彻底的革命者，这是在豪强世家的协助下，中央行政效率呈几何倍上升，最终快速平定了起义。

在平定了黄巾后灵帝更是亲手打开了灭亡东汉的潘多拉盒子，他主导了一项重要改革——州牧制度，这个制度简而言之就是官员主管一州军、政、财。而这个制度的起因还是因为东汉的行政效率低下，覆灭黄巾并消化后，世家豪强的实力进一步增强了，中央行政能力进一步削弱了。

为了节省开支和提高效率，灵帝决定设置州牧，这样一州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唯州牧问责，中央不需要继续和地方上各级官吏打交道了，制度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结果的悲剧的，这进一步导致了中央和地方的脱节，而州牧在地方上摇身一变成为新的世家豪强。

东汉末年的十八路诸侯几乎全部来自于世家豪强，而最后亲手撕裂东汉开启割据时代的则是汉灵帝亲手敕封的州牧们。

对世家豪强的依赖，形成了东汉王朝整个朝代的悲剧，皇权被世家豪强一再削弱，而世家豪强夺取的社会资源又不会反哺给整个社会。这种不公平性，让东汉政权在巨大离心力的撕扯下走向崩溃。

可惜的是东汉之后的魏晋南北朝由于皇位的快速迭代更替，执政者更没有办法巩固皇权，世家豪族的力量达到空前的强大，而这些自私的“黑社会”让中国经历了三百余年的极致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