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1719~1804年),字崇如,号石庵。公认的清朝政治家和书法家。山东诸城逄戈庄(今属高密市)人。据史书记载,刘墉机敏绝伦、忠君爱民、正直不阿。算是一个清官了。不过,刘墉之官居高位,似乎是与此无关的。在我看来,刘墉平步青云,关键之处,仍是他的家庭背景决定的。因为,按现在的说法,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太子党”。其在官场之发达,显然是其家族、特别是其父亲影响力的结果。
刘统勋居官50年,“善洞察”、“历清节”、“性简傲,不蹈科名积习,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风”。不过,刘统勋最大功劳,似乎就是在乾隆五年,上疏弹劾两位重臣,即三朝元老张廷玉和满洲勋贵纳亲。这件事,给后人留下其“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历史形象,有关的内容,《清史稿》都有记载。
刘墉人生最大的辉煌,乃是在嘉庆朝查办和珅案。他同他的父亲刘统勋一样,成了皇帝的“枪杆子”。他们要处置的对象,也是一样的,先朝重臣。嘉庆四年(1799年)三月,刘墉加太子少保,后奉旨办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植党营私、擅权纳贿一案。刘墉不畏权势,很快查明和珅及其党羽横征暴敛、搜刮民脂、贪污自肥等罪行20条。嘉庆皇帝据此处死了和珅,并没收了他的家产。众所周知,和珅之死,则在于嘉庆皇帝之不容。刘墉只不过是受命而行罢了。清宫戏中,刘墉与和珅较量的情节,似乎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因为,刘墉的官职和品位始终比和珅低一等,而且刘墉也一直没有机会与和珅较量。道理很简单,和珅一直在北京上班,而刘墉则一直在外地工作。他们同为军机大臣相处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只有两年时间。也就是说,两人见面的机会就很少的,何来“争斗”一说呢?
相反,在和珅一案处理之中,刘墉甚至表现出宽容之心。其实,刘墉入京任职之后,他早已调整自己的为官处事策略,刚直方正不见了,滑稽模棱之风倒是显现无遗。野史有说刘墉之圆滑的一面。比如,乾隆皇帝曾问刘墉:“朕今年45岁,属马的,你呢?”刘墉垂手说:“臣也45岁,属驴的。”乾隆惊奇:“朕属马,爱卿怎么属驴?”刘墉说:“万岁属马,臣怎能同属?只好属驴了。”呵呵,由此可见一斑。嘉庆帝命刘墉处理和珅案时,各省督抚纷纷弹劾和珅,要求将其凌迟。不过,刘墉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毕竟是先朝大臣,请从次律,赐令自尽,保其全尸。同时,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打击报复,避免案件扩大化,刘墉又及时向嘉庆帝建言,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帝即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借以安抚人心。刘墉是饱读史书之人,他自然明白,历史上的任何酷吏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其实,刘家在满清入关之后,已有数代为官的记录。刘墉的高祖父刘通,是明末秀才,清军入关时已归顺大清。刘墉的曾祖父刘必显在1652年参加清顺治年间的进士考试,一举考中。刘必显后任户部广西员外郎(清朝备选官员)。刘墉的祖父刘棨,则官至四川布政使,相当于四川省省长。他也是康熙年间著名的清官,曾入选《国朝循吏传》一书。刘棨的二哥刘果官至江南学政,相当于主管江南地区学生学习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官员,类似于今天的教育厅长。
刘墉的父亲更是了不得。他就是乾隆朝大名鼎鼎的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刘统勋。清史稿有《刘统勋刘墉传》。其实,清史稿有关列传是重点写刘统勋的,至于刘墉,则不过廖廖几笔,带过而已。刘统勋(1699~1773),字尔钝,号延清。雍正二年(1724)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乾隆元年(1736)任内阁学士,历刑部侍郎、署漕运总督、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十七年(1752)授军机大臣。二十四年(1759)晋协办大学士。二十六年(1761)拜东阁大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经筵讲官、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四库全书》总裁官等职。这些官职,非常显赫。用现在的说法,刘统勋几乎兼“国务总理”、“建设部长”、“组织部长”、“政法委书记”以及“中央党校校长”等要职于一身,可谓位高权重。按纪连海先生的观点:“纵观整个大清朝,在汉族官员中能像刘统勋这样受到皇帝尊重的,确实凤毛麟角”。
乾隆皇帝对刘统勋器重之深,当时恐怕无人可比。清史稿说:刘统勋“三十八年(1773年)十一月,卒。是日夜漏尽,入朝,至东华门外,舆微侧,启帷则已瞑。上闻,遣尚书福隆安赍药驰视,已无及。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上临其丧,见其俭素,为之恸。回跸至乾清门,流涕谓诸臣曰:‘朕失一股肱!’既而曰:‘如统勋乃不愧真宰相。’”这段描写,相当生动。
其意是说,这一天凌晨,刘统勋照例早早起床,盥洗进餐完毕,就坐进肩舆,急匆匆前往内廷军机处入值。赶到紫禁城东华门时,天还黑蒙蒙的,轿夫清楚地感到轿子微微向右一倾,随行侍候的家人急呼,轿内却没有声息,掀开轿帷一看,只见刘统勋身子歪在一侧,双目紧闭,已神志昏迷。消息传出,乾隆帝震惊,即命尚书福隆安赉药驰视,可惜已抢救不及。乾隆甚为悲痛,亲临其丧礼。“见其俭素,为之恸”,这句话,有佐证。张惟屏《国朝诗人征略》说刘统勋“室无长物,萧条枯槁,寒气袭人,深为叹息”,因此,乾隆皇帝不等礼臣议请,即决定“赠太傅,祀贤良祠,谥文正”。
“文正”之谥号,不同凡响。清代诸臣谥法,按例凡道德、功业、文章出类拔萃的,先由礼臣据其生平事迹拟谥上请,皇上圈定其中之一。朱彭寿《旧典备徵》有说法:“古今得谥文正诸人,本朝定制,凡大臣应否与谥,由礼部先行奏请,俟得旨允准后,行知内阁‘撰拟谥号’四字,恭候钦定。由翰林授职之员及官大学士者,上一字坐谥‘文’;死事之臣上一字坐谥‘忠’。惟‘文正’则不敢拟,悉出特旨,自非品、学、德、业无愧完人者,未足当此。”乾隆朝六十年,以‘文正’为谥者,惟刘统勋一人。整个清朝,也一共只有八位大臣获得这个谥号。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来说,刘统勋居第二位,排在汤斌后面。后来,乾隆帝把刘统勋列“王阁臣”之中,并写下怀旧诗《故大学士刘统勋》,其中“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的评价,亦是少见的。
刘统勋居官五十余年,“善洞察”,“历清节”,“性简傲,不蹈科名积习,立朝侃然,有古大臣风”。不过,刘统勋最大的功劳,似乎就是在乾隆六年(1741),上疏弹劾两位重臣,即三朝元老张廷玉和满洲勋贵纳亲。这件事,给后人留下其“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历史形象。有关的内容,清史稿都有记载。这件事,我怀疑,刘统勋可能就是“枪杆子”而已。背后的主使,肯定就是乾隆本人。刘统勋估计是受命发难,乾隆皇帝则借题发挥。乾隆之所以借用刘统勋之口,则是出于其为官名声的考虑。于是,他说了一大堆“闻过则喜,古人所尚”之类的话,最后的结论则是:“今见此奏,益当自勉。至职掌太多,如有可减,侯朕裁定”。最终以一种比较平和的方式,扳倒了前朝两位重臣。刘统勋在乾隆朝的地位,也就因此而确立了。
可以说,刘墉是在刘统勋的光环之下长大的。刘墉于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进士。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记载:“刘石庵相国,文正公子,幼即工书。殿试卷前十本进呈,已列第一,高宗皇帝欲得寒畯,遂拔吴云岩鸿居榜首,相国终以书法名天下。”据说,他当时考了第一名。却不知何故,被皇上改为了第二。也有一说,是因为他个子太高了,常年读书,背看上去有点驼。这大概就是民间传说“刘罗锅”的由来。不知真假。刘墉一年后即授编修,再迁侍讲,仕途看好。然而,其父刘统勋却出了问题。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时任陕甘总督的刘统勋因办理军务失宜下狱,刘墉也受株连。不过,乾隆皇帝最终网开一面,没有过多为难刘统勋。刘墉也因此“宽释”,被放到外地为官。比如,广西乡试正考官、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太原知府、冀宁道台、江宁知府,江西盐驿道、陕西按察使,等等。不过,都是地方官员而已。
1773年,刘统勋病故。刘墉回家服丧。“丁忧”三年。乾隆41年(1776年)三月,刘墉丧期满还京,他的仕途才发生转变。乾隆皇帝念刘统勋多年功绩,且察刘墉器识可用,诏授刘墉为内阁学士,人直南书房。十月,任《四库全书》馆副总裁。其间,刘墉既做京官,也在外地做过官,比如,江苏学政、吏部右侍郎、湖南巡抚等等。乾隆46年(1781年),刘墉升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书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馆总裁。刘墉亦查办了许多著名案件,比如“国泰案”等等,他公正廉洁,既受皇上赏识,也受百姓爱戴。刘墉后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管国子监事务、工部尚书,仍兼署吏部,并充任上书房总师傅、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等职。刘墉真正成了京官,进入中央任职了。
嘉庆九年(1804年)十二月二十五,刘墉在北京驴市胡同家中逝世,享年85岁。去世的当天,他还到南书房当值,晚上曾设宴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啸亭杂录》记载,刘墉死时,其“鼻注下垂一寸有余”,暗合佛语中的解脱之意。如此看来,刘墉也算是无疾而终、寿终正寝、功德圆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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