剌杀宋教仁的五大凶手及其下场：宋教仁是谁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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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20日深夜，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北火车站候车室被冷枪击中，22日因抢救无效辞世，一时中外震惊，史称"民国第一案"。那么，是谁杀害了宋教仁，凶手又有怎样的结局呢?

开罪袁氏招杀身

宋教仁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他憎恶封建君主专制，在中国长期不懈地推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宪政。1912年1月l日，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宋教仁担任新政府法制局总裁。他充分发挥自己在法律、政治方面的特长，协助孙中山制定了一系列法令，用以巩固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然而，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经不起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力，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了不到3个月就夭折了。3月11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宋教仁被任命为农林总长。由于不满袁世凯的独载专制，宋教仁愤然谢绝了袁的一再挽留，于当年7月辞职。

为了革新政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宪政，宋教仁辞职后积极主张由国会中的多数党组阁，实行责任内阁制，企图以此来限制袁的权力。而要组织责任内阁，就必须有一个大的政党。为此，宋教仁征得国父孙中山等人同意，以放弃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为代价，于当年8月在同盟会的基础上，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以及国民公党等几个中间党派，组成了国民党。

由于宋教仁不断扩充国民党的力量，因而使国民党在国会中逐渐占据了优势。1912年底，国会大选开始，国民党在全国大选中获胜，取得了多数席位，宋教仁作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自然成了责任内阁的组阁人。为尽快实现民主宪政的理想，宋教仁亲临长江各省演讲，尖锐抨击袁世凯专制政治的黑暗，积极宣传责任内阁的主张。他向大家描绘未来宪政共和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前景，听者人人振奋，所到之处掌声雷动。

宋教仁的行动危及了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更危及了他下一步要当皇帝的梦想。于是，袁世凯开始软硬兼施对付宋教仁。在国会选举前，袁世凯就试图拉拢宋教仁，曾赠宋5万元的交通银行支票，要他放弃责任内阁制的主张。但宋教仁不为所动，以“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为由退回支票(另有一说，宋教仁收了支票但将其用于在南方的宣传，扩大国民党的影响)。袁世凯见收买不成，便开始安排特务密切监视宋教仁的行踪，并最终在1913年3月20日深夜对宋下了黑手。

悬赏捉拿奸商报案

“半生事业垂千古”的宋教仁，是卓有声望的民国元勋，所以他的被刺引起全国轰动，激起各界共愤，一致呼吁缉拿凶手，彻查背景。黄兴、陈其美代表国民党总部致函上海总巡捕房：如拿获正凶，彻清全案，准备赏银一万，以为酬劳。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3月23日午后，一个身着长袍的老头，来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求见总巡长卜罗斯。他开门见山：“鄙人王阿发，以兜售字画碑帖为生。今见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不知是否拿获了凶手?”

卜罗斯照实答道：“到目前为止，尚未拿到。”

“鄙人愿提供线索。”王阿发喜形于色。

“欢迎，欢迎。”卜罗斯赶紧招呼书记官记录。

王阿发点燃一支香烟，细细道来。

事情应先从王阿发认识的应桂馨(应夔丞)说起。应桂馨也算是上海滩上一个角色，表面挂着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和江苏省驻沪巡长的两个头衔，实际上是帮会的头目。王阿发知道他是地方一霸，为求得保护，便投其所好，凡得到有价值的古董，必先送到他处，价钱由他定，这样一来两人渐渐近乎起来。

十天前，王阿发得到郑板桥的一幅真迹，照例又送到应桂馨家里。交易结束后，王阿发起身告辞，却被应桂馨喊住：“阿发，你看我待你怎么样?”

“好，好得很!”王阿发慌忙表现出感激涕零的样子，“没有应先生您的关照，我哪有今日?”

“阿发倒也没有忘记我的好处。”应桂馨呷了口龙井，慢条斯理地说，“我现在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凡有用得着时，一定尽力。”王阿发答应过后问道，“但不知应先生所为何事?”

应桂馨取出一张照片递过来。“这个人是我的死对头，你把他杀了。枪由我给你，事成之后，给你一千大洋酬金。”

王阿发一听颤抖着说：“我生性胆小，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实在没有胆量杀人。再说也不会开枪，弄不好反倒误了您的大事。”

应桂馨立时面孔拉长，正要发作却又突然大笑起来：“和你开个玩笑，看把你吓得尿了裤裆，真是饭桶，哈哈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这天午饭后，邮差送来《申报》，王阿发随手翻开，悬赏缉拿刺杀宋教仁凶手的布告一下映入眼帘，上面还有宋的照片。王阿发大吃一惊：应桂馨要我杀的，不正是照片上的这个人吗?他连忙到街上探究情况，正看到巡捕人员满大街张贴悬赏布告，不禁怦然心动：如果得到一万元赏银，足够后半辈子消受了。应桂馨，你吃了我多少便宜货，这次莫怪我无情!于是喊了辆黄包车，直奔总巡捕房而去。

缉捕二犯真相大白

送走王阿发后，卜罗斯立即作出抓捕嫌疑犯应桂馨的部署。当晚10点钟，卜罗斯带着中西捕探，直奔应桂馨住宅。不料应桂馨的门房称，应去了青和坊妓院的相好胡翡云那里。

卜罗斯当下兵分两路，一路看守应宅，一路去青和坊妓院。到了妓院，卜罗斯命令一名便衣捕探进去查询，老鸨回话说：“应老爷与胡小姐都已去了迎春坊，在李桂玉小姐处喝酒。”

迎春坊离青和坊不远，一会儿就到了。便衣捕探装作应桂馨的道上朋友，迈着四方步进去，口中还连连咋呼：“应老爷在哪个房间?”

“应老爷在3号房间。”老鸨误以为是应桂馨的熟人，指了指楼上。

便衣立即上楼，走到3号房门口，只见应桂馨这时已喝得脸似猪肝，两个左右傍坐调笑。便衣咳嗽一声道：“应老爷，楼下有人要见你。”

“我去去就来。”应桂馨在李桂玉脸上拧了一把，便摇摇晃晃下了楼，嘴里喷着酒气嚷嚷：“啥人找我?半夜三更的，有什么要紧事?”

他的脚刚跨下楼梯，双手即被两个早已恭候的捕探抓住，“咔嚓”一声上了手铐。卜罗斯一挥手：“先送去捕房!”

接着，卜罗斯复又带人赶到应桂馨家进去搜查，并将全家男女老少逐一盘问。此时，应桂馨家中有一男人，长得五短身材，浓眉阔嘴，穿着崭新的西装，眼神中显出几分惊慌，大家都说他是应桂馨新近结识的朋友。此人自称是山西人，叫吴福铭，来上海脱手一对古花瓶，经人介绍认识了应桂馨，并留住在应桂馨家中。

在这以前，卜罗斯已从两个人那里得到关于刺宋凶手的身材相貌线索。一个是火车站售票员，她说枪响后，看见刺客狂奔逃跑，还跌了一跤，是个矮个子，一付浓黑的倒挂眉;另一个是鹿野旅馆的胡账房，他说他的房客中有个山西人武士英，原本衣衫褴褛，可3月19日半夜里醉醺醺回到旅馆，拍拍身上穿的笔挺西装，满脸得意地炫耀：“老子发财了，明天还有一桩大买卖，可得一千大洋。”次日一早，他便结账离去。

于是，卜罗斯对眼前的这名男子产生了怀疑，马上安排人把售票员与胡账房传来辨认。售票员一看就说：“开枪打宋先生的就是这个人!”胡账房也说：“他叫武士英，就是那个山西客人。”

矮个子知道瞒不过了，承认自己就是刺杀宋教仁的杀手，真名叫武士英，曾担任过清军管带(营长)，此次带着盗墓而得的古董来上海出售，与应桂馨认识。应桂馨许给他一千元赏金，要他刺杀宋教仁，还给他找了个娼妓。20日夜里，他开枪打死宋教仁后，便藏匿在应桂馨家中，应桂馨叫他赶紧离开上海远走高飞，可他却深陷温柔乡不可自拔，以外边搜捕正紧为借口，赖着不走。

捕探翻箱倒柜，搜遍了应桂馨家中的大小房间，从应桂馨的床下搜得5响手枪1支、子弹两发，后经专家检验，搜出的子弹与刺杀宋教仁的属同一型号。捕探还在应桂馨床铺的枕头下面，搜出数封来往书信，从中又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实际上就是当朝大总统袁世凯，同谋要犯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和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武士英暴死狱中

武士英被捕后，由公共租界巡捕房作了预审，然后又被移交给了上海地方检察厅。令人费解的是，4月24日上午，武士英却暴死于被羁押的看守所。消息传出，举国舆论再次哗然，称武士英死得蹊跷，内中大有隐情。

几天后，国民党总部召开记者会，发布通告：“武士英骤然暴毙，死因不明，观其尸身、神色大有服毒之象，情节可疑，要求政府从公从速检验，以释群疑。”

在舆论的压力下，武士英的尸身被剖腹检查，发现肝、肺有淤血积滞，遂送医院进一步化验。鉴于此案关系重大，为防作弊，武士英的心、肝、肺、胃、肠、脑、肾、喉管共8件，被分成3份，由公共租界巡捕房、英租界西医院、红十字会医院分别保管并化验。

由于袁世凯在暗中施加压力，并与租界当局做了一系列幕后交易，致使化验结果一拖再拖，迟迟没有公布。全国舆论由是反证，武士英是为灭口而被杀。

应桂馨火车丧命

因天机泄露，袁世凯一面使尽浑身解数掩盖真相，一面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镇压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遂决定以武力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1913年6月，袁世凯的军队南下，战幕拉开。

而此时被关押在海运局兵营里的应桂馨，趁着上海大战前的动乱之机，与其门徒内外应合，于7月中旬逃出囚牢，乔装打扮后去了青岛，蜗居在租界里深居不出。到了11月，“二次革命”失败，国民党首脑纷纷流亡日本，应桂馨以为死对头死的死逃的逃，他的出头之日到了，便公开在报上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同时还拍电报给袁世凯，要求给他补偿。

可久久不见回音，应桂馨按捺不住了，就亲自赶到北京，住在同和旅馆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已来到北京，要袁履行当初“授二等勋章、奖金50万元”的诺言。信发出后，他守在旅馆静等佳音。然左等右等，时过月余，那封信却是泥牛入海。

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来到同和旅馆，自称是总统府的。他找到应桂馨，恶声恶气地说：“大总统传话给你，赶快离开北京，以后不要再胡说八道了。这大洋两万，是大总统赐给你的。”说完丢下钱，转身走了。

应桂馨当官发财的梦想破灭了，自然气急败坏。于是他不但没有离京，反而整天招摇过市，逢人就讲刺杀宋教仁的功劳和袁世凯的奸诈无常。

应桂馨的举动当然逃不过袁世凯的耳目。袁世凯闻报后大为惊恐，命令立即除掉应桂馨。应桂馨听到风声，于1914年1月18日深夜急匆匆登上火车准备逃离北京。火车行到天津杨村时，两名男子走到应桂馨面前，故意踩了他一脚。应桂馨本是泼皮性格，当即破口大骂。那两人也不说话，掏出刀子就是一顿乱扎。待列车长接到报告赶去看时，应桂馨已身中数刀，气绝身亡。

赵秉钧被赐吞毒

与袁世凯、洪述祖一道谋划刺杀宋教仁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案发后被上海报刊公布了他与洪述祖同应桂馨的往来密函。舆论一致指赵秉钧是宋案要犯，要求传其到案。上海地方检察厅于是发出传票，传赵秉钧到上海接受审讯。

赵秉钧大为恐惧，提出辞呈，随后称病躲进医院。他对心腹说：“我此时只求免职，方可免死，不免职非死不可。”7月间，他获准辞去国务总理，改任步兵统领兼北京警备地域司令官，同年12月调任直隶都督。

应桂馨在火车上被暗杀于杨村地段后，由于杨村属直隶管辖，赵秉钧出于例行职责，下令查拿凶手。他猜测这很有可能是袁世凯所为，便打电话给袁世凯，先是报告应桂馨被杀的消息，末了说道：“是否要彻查，请大总统指示。”

“是我派人杀了他的。”袁世凯直言不讳，“这个人太不识时务了，留着他是个祸种。”

赵秉钧一听，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不免有几分不平，自信自己毕竟当过国务总理，于是壮着胆子说：“他为大总统九死一生，大总统这样对待他，以后谁还肯替大总统做事?”

“啪!”袁世凯挂断了电话。赵秉钧呆若木鸡，后悔说了不该说的话。

忐忑不安的赵秉钧一连几个晚上失眠，致使头晕病复发，卧床不起，于是便向袁世凯告假疗养。

2月27日，一名“医生”来见赵秉钧，说：“奉大总统的命令专程来为都督治病。”随即递上一颗暗红色药丸，“这是专治头晕的，请都督马上服下，包叫药到病除。”

赵秉钧心生疑窦，犹豫不动：“多谢大总统关怀，我的病已好了，这药丸我收下了，待以后复发时再用。”

“医生”嗖地拔出手枪：“身体无病，心中有病，你自己有数，这药丸非立即服下不可，这是大总统的命令。”

赵秉钧脸色大变，知道是袁世凯要赐死自己。

“大总统的心太狠了!”赵秉钧长叹一声，把药丸送进嘴里，片刻，七窍流血而死。

赵秉钧死后，惯耍大奸伎俩的袁世凯下令拨给治丧费一万元，按陆军上将礼遇下葬，并重重优恤家属。这还不算，袁还亲自书写了一付挽联：弼时盛业追皋陶，匡夏殊勋懋管萧。可笑地把赵秉钧比作古代的良臣皋陶、管仲。

袁世凯忧恐病死

当初，宋教仁被刺的消息传来，袁世凯曾乐不可支，以为天衣无缝，还假惺惺地明令缉拿凶手：“车站为众目昭彰之地，竟有凶徒暗行暗杀，法纪何存，速悬重赏，限期破获，依法重惩。”宋教仁伤重不治后，他又致电慰问家属：“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应即作正开销，以彰崇报。”不仅如此，袁世凯还以私人名义，送了一万元丧礼。

不料东窗事发，举国上下都知道了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就是他袁世凯，他又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御用报章“辟谣”，并反咬一口(这也是他惯用手法)，称国民党人借此诬蔑他。

宋教仁的被刺，使原本对袁世凯存有幻想的国民党人认识到，袁世凯不除，民主政治根本就无法实现。孙中山等于是发动“二次革命”讨袁，可惜因准备不足，加上势孤力单，最后还是归于失败。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受挫而不馁，他们趁袁世凯阴谋称帝激起举国共愤的机会，又及时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间，各省纷纷响应，袁世凯在军事上屡屡败退，直至众叛亲离。1916年5月29日，19个省更进一步联名逼令袁世凯退位，并要将其交送法庭，以国贼审判之，同时清算他谋害宋教仁的罪行。袁世凯天天困坐愁城，惶恐万状，以致卧病不起。到了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一片声讨声中，袁世凯终于忧惧而死，只活了58岁。

洪述祖绞架颈断

刺杀宋教仁案最后一个“归案”的凶手是洪述祖。事发后他拔脚溜往青岛，躲在德租界，剃须乔装，化名“王兰亭”，又用重金买通德国巡长，在青岛安安稳稳过了三四年。

袁世凯死后，洪述祖以为时过境迁，“宋案”已被人遗忘，从此可太平无事，遂又向往起上海滩的花天酒地，于是绕道日本南下上海，改称“张皎安”。

可因洪述祖在青岛期间，曾向德商祥丰洋行借了一笔巨款，走时却连招呼都未打，洋行认定他赖债潜逃，于是追踪到上海，向租界会审公廨控告，与他打起了官司。

在法庭上，一个国民党的密探认出张皎安就是洪述祖，便谋划设法逮住他。

1917年4月30日，当洪述祖从法庭出来时，一名少年猛扑上去，紧紧抓住他哭喊：“洪述祖，还我父亲的血债!”

少年原来是宋教仁的儿子宋振吕，陪他守候在这里的还有国民党人刘白等。众人一起将洪述祖扭上法庭。经核实，法庭确认他就是“宋案”的要犯洪述祖。

经交涉引渡，洪述祖被移交到北京地方法院。几次预审后，9月7日，北京地方法院判处洪述祖无期徒刑。洪述祖不服，上诉于高等法院。高等法院维持原判，驳回上诉。洪述祖仍是不服，再向最高一级的大理院上诉。这时，宋振吕在国民党人帮助下，也呈状大理院，要求重处洪述祖。

洪述祖万万没有想到，企望从轻反送了小命。1919年3月27日，大理院改判洪述祖死刑。

4月5日，洪述祖被押赴绞刑场。

自民国废除《大清刑律》后，不再以斩首处死犯人，代之以西方的文明方式处以绞刑。绞刑机是从西洋买来的，洪述祖算是第一个“享用”。

验明正身后，执行官将洪述祖推到绞刑机下，把钢丝绞索套在他脖子上。监刑官一声令下，执行官揿下电钮，洪述祖脚下的踏板立刻翻转，洪述祖立时双脚腾空，乱蹬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