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少正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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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史记·孔子世家》；《荀子·在宥》。我们只知道少正卯“乱政”，不知他怎么个乱法。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如果说“乱政”是在稳定中引起政治风波，就应该问风波的性质如何。历史文本只说“乱政”，似乎大家都知道“乱政”是什么；到后代，这“乱政”就失去当时的意义了。荀子有一个解释：孔子说少正卯“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荀子·在宥》，参阅《家语·始诛》：“孔子曰：……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家语》与《荀子》如出一辙。又说“行僻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荀子·非十二子》。孔子更进一步说，“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人小之杰雄”。《荀子·宿坐》。韩非承继老师的贬少正卯，但比老师更提高了少正卯的档次，将它与历史上的大逆同言：汤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韩非子">韩非子·外储说在上》。周公诛管叔事似非政见不合，而邓析为驷颛所杀，可能是子产授意，也可能不是。邓析和子产在刑方面的意见不合。

荀子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儒家。荀子而不名其儒师，道不同不相谋也。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三为齐祭酒，为稷下大师有年，不像孟子那么不赞成稷下学派不同学者的聚集议论。

荀子三为祭酒，建立了学术权威。他的思想愈向前发展，愈趋于峻法，这是他留给韩非和李斯的最明显的遗产。

少正卯的问题《论语》上没有，门徒们也不说，就是荀子说，后来太史公也说，可能是根据荀子这一派儒者之传。从它的内容看来的确像是孔子学说中那种容不得异端思想的作风。也许这只是孔子为相的一个小插曲，想整顿吏治。但孔子如何可以以大夫的身份而诛另一大夫，它必须是得到君王的准许，或三桓的默认。这些有实权的人觉得少正卯是邪门左道，借了孔子的王道名义、嫉恶的心情、孔子的手将少正卯杀了。这种例子“春秋”时代并没有，孔子可以说首创，它算是什么“道”？

少正卯并未放火、杀人、贪污、欺君、罔上、里通外国，他没有任何真正的罪名，只说他“乱政”；但首先乱政、真正乱政的是三家。诸侯失政，大夫为政，霸道愈远，何言王道？孔子如果真的要复古，首先是要诛三家，但那时候鲁侯已无大权，政出三家，何言王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只是说说而已，天下大势已定，政在诸侯和大夫，王室卑微，已无望恢复。而孔子“行摄相事，有喜色”，道是道，权是权，两码子事。少正卯之被诛其实并不是乱政，而是在三家执政基础的稳定上起了“颠覆”的作用，但少正卯并未有推翻三家执政的阴谋，或是私结将军，或是弄权，他唯一的罪名是“思想问题”，荀子将他的思想问题进一步地确定了。

“心达而险”：就是说他想得很阔达，实行起来却相反。

“行僻而坚”：行为阴险，但很坚定（什么“僻”也不说明；伤了何人，也无实据）。

“言伪而辩”：说得无理，但头头是道（这种人太多了，如是罪，则获罪者多矣）。

“记丑而博”：态度否定，报忧不报喜，报忧如数家珍。

“顺非而泽”：不好的事、不成的理、不善的议论他多趋之若鹜。

由上述内容看来，少正卯有思想问题，所谓乱政者是他可能后面有些追随者，不然乱从何有？

孔子之诛少正卯，如果从儒家以后两千多年的执政史看来不是件奇事；在儒家的学说中，它是顺理成章的。首先是孔子，有“道不同不相为谋”，拒不同道者；有“攻乎异端，其害也矣”之说。战国时就是孟子“天下无道，处士横议”。博大如孟子也是容不得反对论的。又有荀子，我们前面说过，荀子的徒弟韩非、李斯，前者不得执政，后者执政时献焚书之议。到了董仲舒，武帝接受了他的罢黜百家，等等。这些大儒都是一脉相承的排除异己；而明朝的党争使国家大伤元气。其实汉武帝之前，文景二帝都好黄老才能与民休息，那是唯一黄老思想影响了执政者清心寡欲、不扰民、俭约的时代。在那以农为本的时候，除了不能应付边境线太长的他国人侵略外，百姓的生活还是得到了保障和发展的。黄老思想也不赞成儒家思想，但并无除之而后快的主张。儒家则不同，儒家绝对价值的封建终将导致极权。少正卯不过是个小插曲，极“左”的可以做到如李斯，稍“左”的可以做到如董仲舒，个人生命的可贵与尊重不是儒家的特点，儒家毋宁是牺牲个人，独尊王室，或为了“王道”，不惜一切手段以达到目的的。这在曾国藩的行为中也可以看到，虽然口口声声说爱民，但“小民”或“刁民”并不是民，可以随便夺去生命而心上并无一点阴影。孔子诛少正卯也就是给了追随他的人一纸杀异端、诛“乱民”的通行证。

我们希望《论语》上未载孔子诛少正卯是因为未有其事。但因为有了这回事，算起账来比较麻烦。《论语》未载少正卯事，荀子、韩非倒是记录下来了。想来荀子不是个伪造历史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荀子说少正卯应该是有历史根据的。荀子之特地将此事提出来而韩非又从而讨论，将少正卯作为王朝重要的铲除对象就说明了战国时荀、孟派的儒家对于反对派的看法的倾向，而明如太史公将此事件作为孔子为相时的“政绩”之一也应该是有历史原因的。“独尊儒家”就是儒家要专政的企图。少正卯的事成为儒家专政、不容异己最好的借口，同时也显露出一旦某一种儒家思想当道，其他学派，甚至不当道的儒家学派是没有好日子过的。

话还是要说回来，诛少正卯大夫是件大事，孔子想来不会自作主张，更可能是三桓或其中一桓授意孔子干的，孔子本人可能就不怎么反对，他对少正卯并无好感，杀了也就杀了。这个可能可证“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左传·定公十二年》。

我们这么怀疑孔子对“民”、“异端”的心态还有下面的佐证：一是孔子之堕三都，二是孔子以为可以伐蒲。

单字解释：孔子的少正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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