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言语学形态

一、引言

本文仅根据《论语》语料研讨孔子的言语学形态。

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他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开创的儒学思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统治中国学术思想界长达两千余年，并成为东方文化的主流代表，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今仍有积极意义的一面，这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孔子的儒学思想主要见于《论语》一书。《论语》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是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关于孔子的言行记录。从记录孔子简明回答弟子问难和据事说理的表述看，《论语》具有鲜活的时代语感，是春秋晚期活的口语记录，语料的可信度很高。

现存《论语》全书共二十篇，四百九十二章，记录孔子答弟子及时人之语者有四百四十四章之多。孔子指名道姓称道他的弟子中有擅长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方面的人才：“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有人说是孔子兴私学、设四科教育他的弟子。这说明“言语”在孔门占有重要地位。“言语”合用在《论语》仅此一见，其他所有篇章都是“言”和“语”分用，其中“言”用了122次，“语”用了13次。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解：“答述曰语，自言曰言。”其实，“言”不仅是作动词解，在《论语》中更多的是作名词，大致相当于我们现代理解的“说话、言谈”或“话语”。根据《论语》用例，我们认为，孔子谈论“言语”或“言”就是教育弟子在正式交际场合中怎么“说话”“言谈”，把这作为一门学问进行教育，当称之为“言语学”。

孔子为什么重视言语，在《论语》很多篇章中教育弟子注重言语交际？这要从当时的社会制度寻找原因。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正是“礼坏乐崩”、西周宗法制度逐渐解体的时代，诸侯称霸，列国争雄，处士横议，失去了礼法规范，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违反周礼的局面。孔子以恢复周礼为己任，提出“非礼勿言”，主张“正名”，企图把当时“天下无道”而搞乱了的名分关系改正过来。他作为兴办私学的教长，就需要培养一批善于言辞的人进行护道宣传。孔子本人就擅长辞令，相鲁时曾在夹谷会上，以大义折服齐景公，使齐归还侵鲁之田（见《史记·孔子世家》）。《论语》还记载：“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宪问》）“佞”，指口才捷利。微生亩说：孔丘为什么忙碌不安？要做个口舌之徒吗？说明孔子是善于言辞的。善于言辞的人在当时是有社会用场的。如孔子教育成材而善于言辞的代表人物子贡，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可见凭借个人言语特长足以施展自身的政治抱负。据此可见，把言语当成一种专门学问是适应当时社会政治需要而兴起的。

二、言语范围

言语范围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什么人有话语权，要说什么主题的话。根据《论语》语料，孔子对言语范围做了明确的限定。

先从什么人有话语权来考察。春秋晚期是中国奴隶制向全面封建制过渡时期，当时社会存在着“人”和“民”两大对立阶级。“人”属于统治阶级，包括周王朝的君主、封建诸侯、陪臣、大夫，以及依附于他们的君子、儒士等，他们居于统治地位或社会上层，有说话的权利。“民”属于被统治阶级，包括征战的奴隶和从事农耕的平民以及一些手工业者。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纯粹是劳动工具，对于国家大事自然地被剥夺了话语权。孔子谈论的“言语”只限于统治阶级“人”的范围，至于被统治阶级“民”怎样说话的，《论语》无记录；虽有一句逸民“隐居放言”（《微子》），那是破落奴隶主的贵族子弟发牢骚而已，与孔子谈论的言语无关。

再从要说什么主题的话来看。孔子是一位恢复周礼、维护西周宗法制度的教长，他教育弟子只谈国家大事一类的话，即关于政治、伦理、仁义、道德符合君子人物身份的话，切忌说与此相悖的小人的话。他自己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子罕》），即日常生活无聊的闲话；“子罕言利”（《子罕》）。“言利”是小人日常存于心、出于口的话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看来，在当时统治阶级“人”的内部出现了一个“小人”阶层，形成了“君子”与“小人”在认识论、人生观及其道德、言行上相对恃的态势。“君子”是维护西周礼制的守旧者，“小人”则是否定西周礼制的革新者。《论语》在这方面有很多记录。例如，“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季氏》）“天命”，指奴隶制社会宗教神权，“大人”、“圣人”是承奉“天命”的统治者及其代言人。小人与君子相反，则可以对先王先公的陈腐教条戏玩、辱骂，足见其革新的勇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和”，是对社会矛盾的调和，达到和谐；“同”，是反对调和，主张同一。即君子和小人对解决社会矛盾的认识迥异。“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周”表示普遍，“比”表示偏私。意即君子公道周全，小人只顾及自己私利。“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意即君子经事从自身方面找原因，重视自我修养；小人经事从他人方面找借口，不约束自己。“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指明君子、小人道德修养的差异。“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意即君子心存其善，小人溺恋所居；君子守法，小人贪利，思想境界不同。“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说明君子、小人生活取向各异，等等。孔子应用对举互言的说辞，凸显君子、小人势不两立的态势，因此，他把君子、小人视为臧否人物的尺度，教育弟子以君子为榜样，“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而“樊迟请学稼”，孔子斥之为“小人哉樊须也”（《子路》）。认为学习农耕是劳力的小人做的事，而为劳心的君子所不齿。

概言之，孔子谈论的言语范围仅限于统治阶级“人”的圈子的言谈，不涉及被统治阶级平民百姓的言语生活。在“人”的圈子的言谈，也只限于政治、伦理、仁义、道德一类的话，不涉及日常生活的言语交际。他教弟子言语是以君子言行为标准，这是为培养维护礼乐制度的人才而订立的教规。

三、言语观

言语观是指研讨者对言语的性质、作用的认识。孔子把言语作为一门学问教育孔门弟子，他是怎样认定言语的性质和作用的呢？孔子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孔子这句话是从双重否定得出肯定论断，说明从“知言”达到“知人”。常识告诉我们，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一个正常的人都会说话，言语是人的本性；以言语为媒介，从而达到认识人、了解人。人不是自然物，是有思想感情、道德操守的。通过言语媒介达到“知人”的目的，就是听取人的言谈达到了解人的思想感情和道德操守，这是孔子这话的本意。孔子说：“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一个说话真诚的人，相信他能够说到做到；对于一个说话虚假的人，不能轻信他说得好，要看他能否践言。又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意即一个有道德的人必定有供人师法的言语；而花言巧语的人绝没有高尚的道德。这说明，人的德行是通过言语载体表现出来的，言语与德行并非同质。从“知言”是“知人”的媒介观点着眼，孔子进而指出：“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看人应以德行为本，言语为表，就能正确处理“知言”与“知人”的关系。

正确理解了“知言”与“知人”的关系，就可以凭借言语辨别君子和小人，这是孔子的心意。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这说明，花言巧语、耍小聪明而言语不合时宜的人，难于成为仁者，这都是小人，“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小人虽难于成为仁者，但如果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差可也能算个次等的“士”（《子路》）。君子必须实践自己的言行，不能说空话、大话。“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言易行难，说话兑现，是第一要务。“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子曰：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这都说明孔子凭借言语表达尊君子、恶小人的一贯思想。

根据以上述说，可以概括出，言语是“知人”的媒介，是德行的载体，这就是孔子的言语观。孔子的言语观有些近似我们现在认识的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的观点。

言语在社会交际中的作用，根据上述，除了作为“知人”的媒介外，孔子从“慎言”思想出发，扩而充之，在一定意义上说，足以影响国家的兴丧。如孔子回答定公问“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问题（《子路》），以及“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阳货》）的表述，就足以证明言语的政治影响力。

四、言谈原则

言谈原则是指说话必须遵守的一些规则。违反这些规则，不仅失去了言语的作用，达不到预期的交际效果，而且有失人品身份。孔子的言谈原则是与他的言语观互相补充、互相辉映的。我们根据《论语》记载，辑纳出以下三条言谈原则。

1.德操原则。文如其人，什么人说什么话，说话可以表现一个人的品德修养。孔子教育颜渊“非礼勿言”（《颜渊》），说话不能违背礼法，这是君子人物言谈的一条政治红线。如果言行超过这条政治红线，孔子都大加斥责“非礼”、“不仁”。如孔子称赞的善于言谈的宰我、子贡，当宰我欲改“三年之丧”，孔子斥之为“予之不仁也”（《阳货》）；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孔子表示“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因为“三年之丧”、“告朔之饩羊”是西周时代的古制，改变古制的言论，不管你讲得多有道理，都是“不仁”和“非礼”。孔子又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卫灵公》）君子无私欲，不能因人废言，这是做人的品德。孔子指出：“巧言乱德。”（《卫灵公》）“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阳货》）这是从反面印证说话必须遵守德操原则。

2.忠信原则。忠信是指说话要诚实可靠，不说假话。孔子指出，“君子有九思”（《季氏》），“言思忠”是君子应具备的品德。“子张问行”时，孔子教导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陌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这是说，如果说话真诚守信，行为厚道，即使到未开化的地区也能畅通无阻；反之，就是走到本地区也行不通。足见说话遵守忠信原则的重要性。

3.慎言原则。孔子一贯认为，行为实，言为表，要先做后说，切忌只说不做。《论语》记录孔子教育弟子慎言的语录很多。例如，“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讷，木讷，意即不会说话的样子；“仁者，其言也切”（《颜渊》），切，忍，说话忍着点，不信口开河；“慎言其余则寡尤”（《子张》）；“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君子欲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等等。这是君子必须信守的言行原则。在一定条件下，孔子甚至提出“无言”（不说话），认为天地万物非待言语而正常运转生发，以致引起子贡的疑问。孔子回答说：“天何青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这是对子贡多言的告诫，也是“慎言”的极端。

五、言谈方式

说话是一种有目的的言语行为，关系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的事，既要考虑选用恰当的语句把话说明白，让人听懂；又要根据双方交谈的情景，运用随机应变的策略，让听话人听得进去，理解说话人话语所含的用意。孔子对这个问题有很精要的表述和地道的范例。

（一）言语表达要求

现代修辞学常引孔子一句名言“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作为修辞表达的要求。朱熹《集注》解释：“辞取达意而止，不以富丽为工。”皇侃《义疏》说：“言语之法，使辞足达其事而已，不烦美奇其言而过事实也。”两人的解说意思差不多，都从说话人表达要求作出的解说，这符合孔子主张“慎言”、反对“巧言”的思想。其实“辞达”还有通达、传达、“达及他人”（即听话者）的语效含义。例如，“樊迟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颜渊》）这句话是说孔子回答樊迟的问话太简略，樊迟没有通达、理解。可见说出的话让对方理解最为重要。如果说话只要求自己“辞达而已矣”，这与孔子赞扬郑国大臣对于外交文书的认真态度的思想相悖。“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宪问》）一道文书要经过草创、讨论、修饰、润色四道工序，这显然不是人们理解的“辞达而已矣”。

孔子指出，言语表达还有法言、巽言之分，这近乎我们现代语用学所说的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所谓直接言语行为，是指说话者语句准确地、正常地表达出他所说出的东西，话语是按字面意义进行的；间接言语行为是指话语委婉一点，绕个弯子，甚至与话语字面意义无关而能表达与直接言语相同的语旨，如很多修辞手法就属于间接言语行为。孔子说：“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子罕》）朱熹注解说：“法言者，正言之也，巽言者，婉而导之也。”孔子这句话的“说”同“悦”；“绎”，指抽绎、推导。意思是说，听到正面的话要听得进去，更要能施行；听到委婉的话不能止于感到悦耳受听，要通过推导，理解话语的用意。如果只听到话语悦耳而不理解其用意，或只停留在听进去而不实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啊。这是孔子对“忠言逆耳”的人的儆告。《论语》有一章“巽言”应用的范例：“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述而》）理解这章话的用意先要简介一下卫君和伯夷叔齐的历史身份。卫灵公无道，生前逐走他的儿子蒯聩流亡晋国。他死后，卫国立蒯聩的儿子辄为出公。晋国要拥戴蒯聩回国当卫国国君，新立的卫君出公辄拒绝其父回国正位。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临死时遗命立叔齐。孤竹君死后，叔齐要让位其兄伯夷。伯夷说这是父亲的遗命，遂不受位而逃离，叔齐亦不即位而随之逃离。交待了人物历史背景后，现在说这章话语的用意。冉有、子贡都是孔子的弟子，冉有擅长政事，子贡精于言语。当时孔子在卫国，冉有以为他要辅佐卫君辄因而向子贡询问，于是子贡去问孔子。子贡的言语无一字涉问孔子辅助卫君的事，而问的是伯夷叔齐让位的事。他从孔子答话中得到对伯夷叔齐“仁”的评价，从而推知卫君辄拒绝其父回国即位是不仁的行为，得出孔子不会辅佐卫君。子贡用的是巽言，不愧是言语科的高材生。

孔子还明确指出，因环境、条件不同，说话有时可以直接表白，有时需要绕弯子。“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危”作“直”解，“孙”同“逊”解，或如“巽言”的“巽”。这是说，国家有道，就直言直行；如果国家无道，仍可正直做事，但说话进言应谦和委婉，避免无道之君“忠言逆耳”引来灾祸。孔子关于表达要求的这些说辞，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二）孔子言谈范例

我们前面提到，言谈要根据双方交谈的情景进行，才能收到良好的语效。所谓情景是指与交谈对象出于何种原因，在什么时间、地点、场合下进行交谈。孔子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根据《论语》记载，“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乡党》）“恂恂”，温和恭顺的意思。“便便”即“辩辩”，“便便言”意即能说会辩。这是说，孔子在家乡父老面前，表现得温和恭顺很腼腆，好像不会说话的样子；而在宗庙祭祀和朝廷议政的场合，却直言争论，只是说话比较谨慎罢了。“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乡党》）“侃侃如也”，指说话从容不迫、理直气壮的样子。“訚訚如也”，指说话和颜悦色的样子。“跛躇如也”，即恭敬不安的样子。“与与如也”，指小心谨慎的样子。这是说，孔子上朝议政时，与下大夫说话，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同上大夫说话，和颜悦色。当君主在场的时候说话，显得恭敬不安、小心谨慎的样子。根据不同的对象、时间、地点和场合采取不同的说话方式，这是孔子严格遵守“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的“君臣有敬”、“尊卑有序”的周礼制度进行交谈的。

对同一个人说话，因说话人的身份、地位和面对的情况不同，说话也要把握该说、不该说的时机。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愆”指罪过，过失。“瞽”，盲眼。这里的“君子”指有德有权位的人。这是说，侍奉有权位的人，说话要注意避免三种过失：当君子还未说话的时候，你抢先说话，就是急躁失礼；君子已经说到了，你还不开口附和，就是隐瞒自己的看法；不看君子的脸色而贸然说话，就是瞎子。文无定法，说话也无铁定的方式，根据情景，随机应对，是最好的言谈方式。

（三）对话问答

对话问答最能表现随机应变的言谈机智。问话者早有存疑，答话者心中无底，都是临场应对。《论语》记载孔子答时人和弟子问话的语录很多，孔子答话丝丝入扣、一语中的，使人折服，显示出孔子精于言谈的才能。这其中的关键是对问话者的为人要有深入的了解，做到对什么人说什么话。

《论语》有许多“问孝、问仁、问政、问君子、问士”等语录，今摘引几例试作解说。例如，“问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为政》）这说明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孔子没有统一的回答。这是为什么？朱熹《集注》解：“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于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说明，孔子不是根据“孝”的含义教条式地回答，而是针对各人对父母尽孝存在的缺点作出的回答。再如“问仁”。“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仲弓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切。”（《颜渊》）朱注解说：“颜（渊）冉（仲弓）之学，高下深浅（有别）”，“夫子以司马牛多言而躁，故告之如此。”这同样是针对门人的缺点或智愚才学的差异而作出的不同回答。特别是樊迟三次问仁，孔子回答都不相同。“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子路》）“樊迟……问仁。曰：先难而后获。”（《雍也》）“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因为“樊迟请学稼”，孔子斥之为“小人”，对“问知”问题，孔子回答“知人”，他也未理解（“迟未达”），说明他的智力较低。所以樊迟三次“问仁”，孔子针对他智力情况（接受能力）由浅入深进行教育，先从提高自身修养做起，循循善诱，由己及人，最后达到“爱人”的境界。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朱注解说：“圣人之道，精粗虽无二致，但其施教，则必其材而笃焉。盖中人以下之质，而语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将妄意躐等，而有不切于身之弊，亦将终于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语之，是乃所以使之切问近思，而渐达于高远也。”这是说，教育人要因材施教，由浅入深，这是教育家孔子回答弟子问的要义。

问答不仅限于弟子问、孔子答这一种方式，有时孔子也插话或反问，近乎讨论式的对答，把话题引向深入，纠正弟子们的误解。例如，“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子路》）冉有当时为季氏宰，说有政务而退朝晚了。孔子纠正说，这不叫政务，而是家事。“政”指国政，“事”指家事。季氏专鲁政，把私室家事当国政，是“名不正，言不顺”。一字之差，寓于褒贬，不仅指出冉子用语不当，而暗含讽刺季氏擅权，名分不正，用意深微。又如，“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颜渊》）朱注解说：“达者，德孚于人而行无不得之谓。”“闻”，“言名誉著闻也。”简单地说，达，指言行务实，闻，专求誉名，虽闻、达近似，实有诚伪之分，一语之差，表意大相径庭。

从以上论述看出，孔子的言谈方式灵活多样，情景不同，言谈方式不同；同一话题可以选用多种表达方式（如“问孝”、“问仁”等）；不同话语可以表达相同话题（如法言、巽言）；一字之差可以引出原则争议，等等。要做到言谈准确、恰当，关键在于把握言谈情景。在固守言谈原则的前提下，因人、因事、因时、因地选用合适的言谈方式，恰当表达其语旨，就是良性表达。